从“同一”到“差异”:柯林武德与西方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型

20世纪上半叶,柯林武德作为认识论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批判实证主义史学的"如实直书"理想。他反对实证主义史学按照自然科学思维模式理解历史学,认为历史学不需要借助自然科学来确保自身的独立性。在历史知识性质问题上,柯林武德摒弃"同一"论,坚持"差异"论,认为历史学家作为能动的认识主体在研究过程中普遍运用前提假设。因而,历史认识客观性未必排斥价值判断,主体与客体并非彼此孤立。批判的历史哲学基石由此奠立。在历史解释模式问题上,卡尔·亨佩尔提出覆盖率模型作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共有的解释模式。威廉·德雷在继承柯林武德理论基础上提出"行动合理解释",论证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解释模式的差异。这也彰显了柯林武德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影响。批判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这种学术嬗变与争鸣中也"同"、"异"共存。     

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论略

公众考古是考古学专业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大众化的矛盾产物,交流与解释是其基本命题。公众考古学的理论虽然起源于西方,但中国却存在着公众考古的实践。中国公众考古的途径和方式有参观考古现场、摸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等几种基本模式,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选择适宜的模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解释学的阐释

解释学作为一门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提供新的维度和新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研究就包含着运用解释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问题.用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包含"解释""理解"和"应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解释就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哲学层面的理解和阐释,从学理方面作出深层次的探讨,经过理解、解释和应用三个方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国优秀文化结合时,实际上就是在携带着我们自己对中国实际的理解所形成的视域、中国优秀文化的视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交汇,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实践、应用过程.本文试图借助于哲学解释学的一些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蕴涵的理解和解释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英文）

在现代中国思想中,"哲学"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体系以一种几乎无远弗届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体会与解释。如想避免对传统思想做出素朴与简单的最后解释,那么在理解传统之前,反思据以理解的整个框架与境域,应当是比较审慎稳妥的做法。在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思想"问题化之前,也应尝试着将"哲学"问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哲学思潮不断兴衰的历史中,找到那个通常据以判决中国思想的哲学观,并将其变成追问的对象。牟宗三直接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思想的努力不可谓成功。所谓哲学之第一开端是在存在—本体问题的引导下建立成先于生、同于生的体系。在中国思想遭遇海德格尔并藉之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及整个西方古典思想之后,从中国思想由以兴起的整全原初经验重新审视、权衡哲学开端的机缘已经成熟。     

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解读

在西方哲学问题的历史逻辑中,不仅存在着从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同时还发生着从近代的"解释哲学"(认识论哲学)向"历史"(哲学)的转向.应该说马克思的哲学引领了后一个哲学转向.马克思哲学对哲学的消解和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哲学从"解释"走进了"历史".哲学在"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批判的性格,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就是哲学的这种转向给予的.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经济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都是这种转向的逻辑在历史中的延伸.     

哲学的现实性

本文是阿多尔诺于193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演说。通过对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生存哲学、科学哲学的哲学观考察,他不仅讨论了哲学解释与科学研究、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而且分析了哲学与现实性的关系,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研究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现存着的意向性,而是解释无意向性的现实。因而,不仅唯科学主义思维,而且基础本体论,都与他相信的哲学的现实任务相抵牾。在这里,阿多尔诺不仅力图避免普遍性概念,还极力清除自我满足的精神总体性观念,并提出了否定性、辩证的否定等概念,强调哲学应该严格排斥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认为哲学问题集中在具体的内在于历史的复杂性中。由此可以断定,本文应该被视为"否定辩证法"的萌芽。     

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的危机与出路

实践哲学历来是哲学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理论范式.实践哲学必然包含两个面向:一是关于实践的哲学,即对实践的理论解释;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一种实践哲学范式,当这两个面向相统一时,则处于常规时期;而当这两个面向相分离时,则处于危机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实现"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的统一,使其既能对实践作出理论解释,同时又能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     

人类学作为第一哲学——马克思与近代哲学精神

1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形成,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模式,而这些解释模式又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特质的理解。按照最初的流行观念,马克思哲学的直接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再往前追溯,就是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传     

中国与西方过程思维中的内在超越性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个哲学世界观,都是过程思想。宇宙基本的二重性,也很受怀特海的青睐,恰如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阴阳概念。亚洲哲学所强调的内在超越性是一种超越经典认知方式的人类经验的内在愿景。对支撑意识的神经生物机制的研究表明,文化的差异可能在特定的大脑激活模式中找到其根源。中国古典哲学多基于直觉性解释,关注"怎样"的问题,主要是由右脑半球主导的。西方哲学则主要涉及左脑半球体现关注"什么"问题的精神活动。可是,在深层意识反思方面,大脑的不平衡并不能阻止我们通过整个大脑的作用,用终极概念来给经验现实一个最终的、纯粹的解释。因而,内在超越性将不再是依赖于文化的,而是东、西方所共有的一种普遍意识。     

哲学的使命

哲学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能放弃对自身统一界说的追寻.对哲学的界说应参照科学进行,而探索科学尚未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就是哲学的使命.这一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哲学界说,不仅有历史的依据和理论的证明,也能对"哲学无定性"、"哲学问题无定论"、"哲学无用"等一系列元哲学问题做出更有效的解释.     

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以马衡为中心的考察

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是近代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马衡对传统金石学的总结研究 ,以及对田野考古发掘的重视与参与 ,展现了他从一位金石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历程 ,说明传统金石学中孕育着近代考古学的因素。当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传入后 ,在罗振玉、王国维、马衡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完成了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 ,并且使中国考古学带有浓厚的历史学色彩     

中国历史疆域的界定与文献学考古学的根据——以东北民族与疆域为例

疆域的界定应建立在文献学、考古学的证据的基础上 ,箕子朝鲜、高句丽、渤海的疆域的确定 ,首先是在对它们的民族渊源、民族归属以及政权性质与归属的综合判断基础上给予科学的论定。而文献学、考古学的综合分析归纳又是中国历史疆域理论原则产生的基础。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与中华文化观是中国历史疆域界定的三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主要方面     

金融危机背景下武汉市上市民营企业债务风险分析

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上市民企是民营经济及上市企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武汉市上市民营企业债务风险变化情况的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债务风险在危机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显现,变动情况与宏观经济走势高度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民营企业的自身属性以及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债务风险形成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必须重点加以解决。     

儒家宗教性研究的趋向

本文对晚近四十年来英语世界中儒学研究的概况进行了精要的说明。透过本文 ,我们可以掌握当前英语世界儒学研究的整体情况与主要动向。本文首先介绍了儒学研究在英语世界中最近的历史发展 ,继而说明了儒学研究在当前英语世界中的几种不同类型。在此基础上 ,着重指出了从宗教性角度研究儒学的最新动向 ,并通过对代表这一动向主要人物如狄百瑞、杜维明等人相关思想的分析与探讨 ,使我们对这一研究动向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民国时期词集编年笺注之兴起及其意义

清中叶之前,词集笺注一般重在注解语辞典故,清中叶至清末民初,词集笺注主要以疏证体的形式出现,重在人事考订,笺注转向注重知人论世,为编年笺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基础。民国时期,随着新学术思想的影响与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邓广铭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将词集校勘、笺释、编年等内容融为一体,极大推动了词集编年笺注的兴盛与成熟,既体现了词集文献整理走向学术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标示着20世纪词别集整理的方向。     

民国时期甘肃藏区新式学校教育述评

民国时期甘肃藏区的教育体制呈现多元并立的格局 ,本文试就其近现代新式学校教育的历史沿革、理论渊源、运行实践及其历史地位予以分类述评。所涉资料均以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及社会调查等第一手资料为依据 ,并参照有关学术著作予以参佐、补充和考证。作者认为民国时期甘肃藏区新式学校教育的蕴生与发展 ,是甘肃藏区社会的重大历史变革 ,研究其理论与实践活动 ,对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仍有历史借鉴意义。     

我国高校教学管理队伍研究述评--基于最近20年文献的分析

反观20年的文献资料,我国关于教学管理队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队伍自身建设、问题分析与对策、专业化和素质要求等方面,成果丰富,但仍存在基础理论研究有待深入、应用性研究亟需加强等方面的不足。     

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源性产品价格下降的经济效应解析

2008年下半年以来石油、铁矿石、煤炭、钢材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下跌,一方面将使中国相关行业收入减少,给财政收入和就业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及世界范围内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研发进展造成困难;另一方面,也促进中国物价水平的全面回落,并为生态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贸易条件的改善作出贡献。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两点,乐观面对负面影响并充分利用正面效应,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改革。     

关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思考

为了推进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新的世纪中健康发展并获得长足的进步，必须首先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应该如何发展?一种答案是同国际史学接轨、对话，像发达国家史学家那样从事世界史研究。另一种答案是吸收国际史学研究的营养，根据中国的需要来发展世界史学科。对此，本文逐一进行较为深入且有见地的论述。     

Mutual aid in the welfare system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many Western industrialized states, problems of their welfare system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ree common complaints about welfare systems are high taxation, minimal effectiveness and impersonal bureaucracy. Various measures (such as budget cuts, decentr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have been undertaken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by many welfare states. In any case, public welfare systems in many Western industrialized states do not cover the affective element which is inherent in the Korean welfare system. In Korea, where the public welfare system is in the formative stage, mutual aid, which is based on a long tradition of personal and voluntary networkin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eeting citizens' welfare needs not only by material aid but also by psychological support. To understand welfare in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study the welfare provided by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but also to consider the welfare provided by mutual aid net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