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细分为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中国化。学理层面的中国化的推动力量不仅包括中共领导人,还包括党的一般理论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精英。新启蒙运动过程中,新启蒙学者积极倡导“中国化”,使学术界形成了浓厚的“中国化”的学术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学理层面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启蒙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论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界发起的一次以弘扬五四精神为主题的思想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号召一切爱国人士关注文化救亡,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摇旗呐喊。"七七"事变后,新启蒙运动的战将各自奔赴抗战后方,新启蒙运动接近尾声,但它实已逐渐融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并在实践上为抗战做了积极的思想动员工作。     

张申府与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为适应抗日救亡而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兼有学者和政治家身份的张申府,积极参加了此次运动。他对启蒙的阐释,对"实"和"理性"的大力倡导,都显示了他作为哲学家的独特之处,他基于民族命运的种种思考,在新启蒙运动中得到展现。张申府对新启蒙运动有倡导之功,宣传之力,贡献突出。     

新启蒙运动的现代思考

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为理论出发点,试图实现一种新的超越。它强调理性与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性,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为旨归,因之也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革命色彩。由于受到中国特殊语境的深刻影响,新启蒙运动被裹挟在救亡、革命的外套中,自由始终被遮蔽着。新启蒙运动作为本体论事实是不应忽视的,深入把握新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失败的过程,对于全面认识启蒙的复杂性、艰难性,对于未来启蒙的策略、走向、期待都是不无裨益的。     

文化自觉下的延安时期新启蒙运动研究

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的历史时期,基于抗战、救亡的目的,知识界对之前的五四启蒙运动及中西文化进行了反思与重估,彰显了一定的理性精神与文化自觉。新启蒙运动之"新",主要体现在对五四的继承与超越、对传统文化的重估以及新文化综合观三方面。虽然新启蒙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由于在运动中知识界积极倡导文化的民族性、启蒙的大众化与文化的综合观,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而且,在新启蒙运动中所确立起来的对待中西文化的立场、态度及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启蒙运动中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及启示

新启蒙运动是在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反奴役、反礼教、反复古、反迷信的新文化运动,亦称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或新＂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扬,在新文化运动没有实现的文化普及化、大众化领域,提出了更多的新思想、新理念。在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新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启蒙运动中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对于文化大众化的新发展,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国民党政府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日益加强,在亡国灭种的外患内忧催化下,唤醒了中国知识界先进分子的民族和民主意识。新启蒙运动是抗日救亡的要求,是反对封建法西斯的要求,是反思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展道路的结果。无论是从适应救亡的形势,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还是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启蒙运动都是势在必行的。     

新启蒙运动下的“新哲学”与自由主义

1936-1940年中国出现的新启蒙运动,被视为哲学上的一次大联合.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分属于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和自由主义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二者对新启蒙运动性质的侧重点、核心概念、未来要建立的“新哲学”、哲学与人生及与社会等论题的理论取向明显歧异,但对这场运动的总体性质、基本内容及未来文化建构则达成一定共识.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条件变化,二者的合作走向终结.可见即使是后人眼中完全对立的思想流派,实际上也曾有分有合,分合源于其思想学说有异有同,异同何者起主导作用,则取决于所处的现实条件.这对如何才能真正把握理论的发展趋向,并理解理论运用于实践所面临的复杂的事实层面问题,有启示意义.     

关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

1930年代,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旨在抗日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作为北平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发展、高潮以及最后走向结束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其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动机及思路,揭示他在新启蒙运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贡献,进而并对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给予客观评价。      

论抗战时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与新启蒙运动的兴起

抗战知识简易读本和"抗战丛书"的大规模出版发行,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激励的宣教手段,还是作为一种组织动员的战争策略,无论是作为一种战术实训手段,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启蒙创举,在推动中国历史朝着独立自由乃至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它们的帮助和引导下,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和士兵具有了现代公民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随着抗战进程由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朝着争取民主宪政的历史转变,这些简易知识读本和丛书所发挥的潜在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从传播学立场来评估,战时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出版界,无论在传播战略和具体策划,还是在传播心理和现实应对方面,都向历史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反思与重构：关于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述评

作为哲学与经济学"联姻"的经济哲学已经愈来愈受到我国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本文从国内经济哲学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发展阶段、国内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的界定、国内经济哲学研究的主要思路等三个方面对理论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提出了经济哲学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近十年来大陆“政治沟通”研究述论

作为政治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与研究范式,政治沟通引起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其研究集中于对政治沟通基本理论、政治沟通的重要性及政治沟通方式、基本向度的探讨方面。从总体来看,研究表现出理论探讨为主体、实证性研究薄弱的特点。     

1980年代以来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述评

目前学界关于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的研究,主要是在合作主义与合作思想研究、国家—社会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与乡村现代化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的脉络中进行的。农村合作运动的经济功能与区域特征,农村合作运动中的民众参与、社会动员、政府行为与小农角色变迁,仍是今后研究亟待突破的研究领域。     

1958年新民歌运动述评

1958年,中国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人人写诗,处处赛诗。应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是文艺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之一,又是大跃进的鼓乐手,以民歌的方式宣扬跃进行为。在内容上,新民歌一方面竭力歌唱各条战线的跃进形势以及群众的劳动豪情,另一方面歌颂党、领袖和新中国。     

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综述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90年来的五四运动研究大致分为4个时期：起步时期（1949年以前）、发展时期（建国初的十七年）、繁荣时期（文革结束至90年代中期）和拓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期间,学界就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争鸣之热烈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课题中所少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研究从单纯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的视角转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开辟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新生活运动再审视——从卫生防疫角度

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本文专从卫生防疫的角度,分析新生活运动的产生具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整理并罗列出新生活运动关于卫生防疫的具体量化成果,析论卫生防疫运动的不足与历史进步意义。     

根据地新闻整风与反“客里空”运动比较探析

根据地新闻整风运动与反＂客里空＂运动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创始阶段,在我国新闻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比较研究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两次运动,最为重要的是审视这两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以及这两次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20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艺术研究探识

浪漫主义艺术影响力深远,影响范围广大。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界的西方浪漫主义艺术研究译介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界对其深入研究。回顾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浪漫主义艺术主要研究方法及以德、英为代表的国别研究,对于中国学界了解浪漫主义研究方法的进展和缺失并从而激发新的研究兴趣和视角不无启迪意义。     

英商福公司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逐渐重视对福公司的研究,并涌现出一大批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本文通过资料钩沉与梳理,将已有研究成果分别归类到资料汇集和工人运动、矿权纠纷、道清铁路、福公司与近代教育、福公司与城市建设、相关历史人物等研究专题,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长处和不足;提出了进一步发掘历史资料、拓宽研究思路、开阔学术视野,客观认识福公司对焦作近代化和城市化的贡献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