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北宋《春秋》学

近年来,学术界对宋学源头的考察日益深入,不但揭示出北宋孙复、石介、胡瑗三先生为宋学之滥觞,而且进一步肯定此前的北宋学者和政治家范仲淹是宋代复兴儒学的开山,引领宋学研究风气之先声。范仲淹不但对《易经》有深入研究,而且在《春秋》研究上也有一定造诣,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北宋《春秋》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北宋《春秋》学中的史学思想

北宋中期,《春秋》学重新崛起,学者于《春秋》学中独尊《春秋》的倾向,经史结合的解经风格以及以心术、义利等论史,不但影响了北宋的经学研究风气,更对北宋史学观念和撰述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亦由此而大量涌现。因此,对北宋《春秋》学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但可以使《春秋》学中长期以来未深重视的史学意蕴得以挖掘,也更能够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北宋史学发展史。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

中唐新《春秋》学是中国儒学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渡的关键环节 ,且在中唐时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中唐新《春秋》学及其代表人物陆质的思想观点对柳宗元及永贞革新集团诸成员影响尤大。柳宗元尊崇中唐新《春秋》学、尤其是陆质的思想学说 ,因而不遗余力地指谪批判汉儒的章句之学 ;为维护唐代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 ,坚决否定周朝的分封制 ;受中唐新《春秋》学的影响 ,大力提倡辅时及物之道和经世致用之学。在中唐新《春秋》学思想学说的直接影响下 ,不仅柳宗元、陆质积极参与了永贞革新运动并成为这一运动的骨干 ,而且 ,永贞革新集团的其他主要人物也都是受这一思想学说的影响而掀起永贞革新运动的     

黄泽的《春秋》学理念及其对赵汸的影响——以赵汸《春秋师说》为中心

元末《春秋》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赵汸,师承元儒黄泽,而黄泽的《春秋》学说,又集中体现于赵汸所编纂《春秋师说》一书。黄泽认为,研治《春秋》学,须识"圣人气象",明"述作本旨";须依据事实,以求义理;须明辨书法,区分经史,兼顾史法、经法之关系;须明辨"三传"及诸家得失,会通汉宋;须识其大意,经传相证,推寻详尽,务求平正。正是在黄泽《春秋》学方法理念的启示和影响下,赵汸积思自悟,发明师说,构建了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义例学说体系,从而奠定了其在《春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     

北宋《春秋》学的主要特点

从经学史的角度 ,本文全面分析、评价了北宋的《春秋》学 ,认为北宋《春秋》学著作丰富 ,在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以来《春秋》学研究的基础上 ,发展形成了以尊王思想的时代特色、会通经传的主体意识、直寻大义的解经方式和偏重义理的哲学倾向为主的四个特点 ,构成了北宋《春秋》学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学术模式。这四个特点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又有发展的不均衡性和不同步性     

研精覃思 志在《春秋》——论冯梦龙的《春秋》学

冯梦龙早年为了科举,治《春秋》颇勤,编有众多《春秋》著作。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冯氏春秋学有许多可观之处,首先是广收博览,资料丰富,编撰灵活,注重实用;其次是注重史实,不盲从,不虚谈;再次是尊经重史的倾向。冯梦龙春秋学虽为科举,广用胡安国《传》,却也有其寄托。他强调"职"与"分",主张君臣培德修己尽职,重视对《春秋》大义中"名分"阐发。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唐代啖赵陆的《春秋》学

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的主要思想和特点体现在尊经贬传思想、对尊王思想和义理的阐发、疑传和疑经、会通三传与直寻解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统一 ,构成了他们一致的经学思想 ,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 ,具有经学转向的意义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晏子春秋》的文学史意义

《晏子春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春秋》的记整个国家之事,发展到《晏子春秋》的专记一人,体现了战国时人对个人价值和重要人物历史作用的肯定和重视。这种写作体例对司马迁“纪传体”史书《史记》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它既不同于先秦时期思想哲学类著作的重在思想阐发,也不同于其它历史类著作的记整个国家之事,而是集中笔墨于晏婴一人,记其言行轶事,并塑造其丰满的人物形象,也在先秦散文著作中独具风貌,启发并滋育了后代的文学创作。     

论《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农业经济思想。《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以政治和道德干预农业经济,特别是干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以政治和道德干预水资源的使用。《春秋穀梁传》在粮食储备问题上具有深深的危机感。一个国家要储备九年以上的粮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穀梁传》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是把农业生产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对待的。特别强调不使百姓财尽,要使百姓小有余钱。制民之产的富民、裕民思想是《春秋穀梁传》重要的农业经济思想。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通过交换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发展,各得其所。《春秋穀梁传》提出应该实行税什一的税收制度,减轻赋敛,以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春秋公羊学说的方法论思考

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春秋公羊学说体系进行分析,对于理解这一被称为“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和“怪诞之说”的古代学说体系,并究明它在历史上何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将大有裨益。公羊学说在方法论上有三个显著特点:(一)强烈的政治色彩与浓厚的学术色彩在同一学说体系中相反而相成; (二)以变易进化的观点观察历史,观察社会发展的未来;(三)专讲“微言大义”,对《春秋》或《公羊传》中简略的文字,大胆地阐释发挥,成为传统学术史一门“解释学”,后代具有革新精神的公羊学家便利用这种解释经书“微言大义”的名义,为容纳新思想提供了方便的途径和合法的形式。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春秋时代的“南冠”人格及影响

春秋时代,对于如何才能不朽,叔孙豹总结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引起了后代士人的思考。相对于一些士人对不朽的追求,当时大多数士人更关注日常生活的威仪,士人言行举止既体现了礼乐修养,也预示着自己的命运。即使在战场上,士人依然讲究威仪道义等,射君子非礼成为当时战场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一些士人被俘以后,还能不卑不亢,威武不屈。后代士人每当被贬谪或称为囚徒,便吟咏起"三不朽"之外的"南冠"而自励。     

《吕氏春秋》之于名家评析

《吕氏春秋》是一部综合诸子百家学说而成的著作,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名家学说在《吕氏春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吕氏春秋》之于名家的意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存了先秦名家的部分相关资料;二是可以启发学术界对中国思辩哲学相对落后之原因等深层问题的思考。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有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多层次性,鲁国不仅与周王室以及当时的霸国有结盟关系,而且与中小国家也有结盟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阶段性。春秋初期鲁国对外结盟的目的在于参与集团之间的争夺,春秋中期在于追随当时的霸主结盟活动,春秋后期又与新兴的霸主结盟。此外,鲁国对外的盟誓还呈现出灵活性特征。鲁国或与平等国家结成盟誓,或追随霸主参与盟誓,或在不同时机要么选择旧霸主要么选择新兴霸主参与盟誓,春秋晚期鲁国内部还出现了卿大夫之间相互盟誓的现象。     

《吕氏春秋》历史思想浅论

《吕氏春秋》一书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思想,其中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发展的动因是"争斗",而其动力则源自君、臣、民三者的协同作用;历史运行是依照五德循环的法则进行的;对历史的评价应摒除成见,应全面的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