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福一致":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政治与道德是人类实践哲学的两个方面,从发生学来看,政治是在人类活动的自律性机制--道德规范无法约束社会生活之后的产物,这也就表明了政治的合法性与人类道德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应当从道德原则推导而来,而任何道德价值原则又都是奠定在一定的人学本体论之上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在于人学本体论.从现代人学本体论出发,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既应坚持对个体权利的道德辩护,实现"德福一致",又应坚持对整体的伦理关怀,实现"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其中"德福一致"是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价值基础.制度是现代政治的最集中表现,因此,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的价值基础在于制度的"德福一致"即制度道德.制度道德既在于制度制定又在于制度执行,而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制度中的人.因此,探讨新时期关于制度和制度中人的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     

“三个代表”是真、善、美的统一——“三个代表”的历史哲学解读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统一起来,在历史观领域实现知、情、意,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新时期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三个代表"内蕴着真、善、美的内在要求,我党践行"三个代表"的行为本身也就是求真、求善、求美行为.在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三者的真正的统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建构新时期社会道德信仰之我见

本文从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人手,论述了建构新时期社会道德信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不仅有其存在的坚实的基础,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后道德信仰建设的主旋律.弘扬"诚信"、"慎独"操行原则是建构新时期道德信仰的有效途径.     

论康德对"人是目的"命题的普遍主义论证

实践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在于确立规范性的来源、道德的基础.对于康德而言,人之所以道德.是因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而这种尊重的基础就是人的尊严.从"人是目的"命题切入,可以看到康德关于人的尊严基础的思想.在对人性公式的讨论中,康德首先指出除了人格中的人性以外,其他的目的都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其价值都是相对的;他通过排除法说明,如果自在目的存在的话,它只能是人格中的人性.然后,康德通过他所说的分析方法,或由果及因的回溯性的方法,说明只有最高的客观目的,亦即自在目的,才能使义务和道德得以可能,而道德和义务的存在,说明了人格中的人性就是自在目的.     

道德偶像的黄昏 --尼采对基督教道德价值的重估

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价值作为一种反自然的道德,是否定生命本身的.道德对生命的否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弱化生命,敌视生命,危害生命;二是道德作为一种保存手段在保护弱者的时候否定着作为生命力象征的强者的价值.尼采对基督教道德价值进行重估,目的是要对道德价值进行重构,建立一套新的道德价值表.在尼采看来,基督教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是反生命的,是"不道德"的,为了道德地生活,必须要有新的道德价值.     

生命哲学视域下应对道德认同现代困境的思考

现代社会,我国社会道德认同状况总体良好,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同困境,成为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无法回避和轻视的问题.生命是道德的物质基础和价值来源,道德寓于生命之中,为构建真正能被人普遍接受和选择的道德框架提供思想基础.因此,道德要想真正走入人心,成为人的自觉向往和主动追求,就不能忽略对人生命本身的关注.置于生命哲学的视域思考道德认同现代困境的应对之策,就是要坚持生命本身为道德目的的基本原则,基于生命情感的充盈唤醒个体对道德的自觉追求,并采用生命叙事的方式对人进行道德的教育,最终达到对道德的普遍认同.     

论新时期领导干部政治道德规范建设

政治道德规范是一定时期从政者在政治活动中所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政治道德规范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 ,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规范就是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它既继承了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建设的优良成果 ,又是政治道德建设的新的发展。加强新时期领导干部政治道德规范建设 ,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证 ,制度是根本     

新时期高校道德建设的四大矛盾及其破解

在新时期,加强高校道德建设至关重要。当今高校的道德建设主要存在着如下四大矛盾:一是高校德育工作"首位"性与现实道德建设严重"虚"化的矛盾;二是道德建设要求创新性与教育观念方式过于陈旧的矛盾;三是道德建设导向一元性与师生价值取向复杂多样的矛盾;四是信息网络建设普及性与网络道德教育相对滞后的矛盾。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并努力破解这些矛盾或难题。     

梁启超的“功利”说

梁启超的"功利"说,是"功利主义在中国"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基于与西方功利主义发展不同的时代背景,梁启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中,用他的功利思想对传统的利义之辨作了新的理解。他的"功利"说的基石是边沁的功利主义,他充分肯定了"乐利"是人的本性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并结合墨子的实利主义,对功利思想加以创新,墨子的"天下之利","利人就是爱人"的思想,把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引向了利他主义。从接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利己"目的,到提倡墨子学说,转变为"利他"目的,梁启超完成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化,也为他的"民德"理论奠定了解释的基础。"利他"就是"利己"。人有着"自利"的本性,单单提"利他"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能让人们把"利他"和"利己"相联系,才能给人的"利他"行为一定的动力。所以,"道德"就是"利群",给于道德以利益原则的解释。道德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关系利益的,这在道德学说中可谓是迈进了一大步。但相比于西方的"为个人利益找到道德依据"的功利主义来说,梁启超的"功利"只是建设新道德的基础,却不是新道德的全部内容。所以,梁启超的功利说就是实现德性的一种功利的原则,远远还没有上升到"主义",只能是一种关于"功利"的学说罢了。     

道德起源及其相关性问题——一种基于人类自演化机制的新视角

在分析各种道德起源成说的得失并吸收其他学科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道德的产生是生物适应性演化和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创化的共同结果,既是客观实在的生理基础(人性和基因基础)和自演化机制所致,也是人的主体意识性和目的性的创化机制所致,其目的在于保障人的生存发展,现实价值源于人过好生活的需要。由此出发以新的视角阐述了道德演化与宗教、法律、制度等现象的关系以及道德的目的、存在的价值、评价标准、阶级性、历史性、普世性等一系列问题。     

心有他人:人际和谐的道德基础

"心有他人"是道德的基础,是人际和谐的道德基础."心有他人"作为道德原则有三个层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全社会提倡"心有他人",大力宣传、深入人心,道德建设可能出现新的局面,社会风气可能出现新的面貌.     

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理性与人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儒家人性论的“性善论”决定了儒家的“理性”注重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理性;基督教的“性恶论”决定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注重功利计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经济学的合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合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签约各方某项权利或义务的成立。为了保证合约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合约理论还必须假定一个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儒家“理性人”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供了这个道德原则,也就是忠信原则,这就是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诚信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我们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任务,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在诚信基础上建设法制健全、道德良好、人际关系融洽的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因此,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要以诚信为基础构建。     

论道德教育的主体性与人的全面发展

道德教育主体性价值的确立不仅是道德教育的本质内涵,是道德的特殊本质———"实践%D精神"的体现,而且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客观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就是人在自己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同外部世界发生的全面的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地表现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自由地普遍地展示自己真正人性的历史过程,主体力量的展现即主体对实践的驾驭和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是其关键。新时期的道德教育应立足于主体的全面发展,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道德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道德调节:和谐社会的伦理支撑

道德调节作为社会调节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以推动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目标,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属于"应然"的基本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伦理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德调节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社会道德赏罚、评价、教育等方式,广泛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为实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支撑.     

探索高校体验式诚信教育模式——以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诚信早餐”为例

诚信既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一个人思想道德素质核心的外在表现。大学生的诚信品质教育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诚信体系建设。高校在培养大学生诚信品质方面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可通过以小"利"体验诚信、以无"人"创新教育模式,以点带面实现体验式诚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高校学生的诚信教育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市场经济迫切呼唤行政伦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行政腐败日趋蔓延。因为"权力"与"市场"存在利益交换的空间而法制又不完善,同时又放松了对掌权者的思想道德教育。要防止行政腐败,单纯依靠法律是不充分的。道德是法律产生的基础和价值评价坐标,在道德天平失衡的情况下,法律将形同虚设。因此,"依法行政"绝不能取代"以德行政"。建设现代中国的行政伦理,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丰富的"伦理政治"思想以及西方国家的行政伦理建设思想与经验。     

以中华民族精神加强崇德向善的道德建设

道德是国家发展的强大支撑,是社会文明的鲜明体现,是时代进步的衡量尺度,是民族复兴的恒久动力。要在全社会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在社会道德积极、进步、向善的主流情况下,本文对我国现阶段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关于培育民族精神对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新时期加强道德建设,就是要坚持以民族精神的主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全局;坚持以民族精神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方向;用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以民族精神的基础——和谐文化化育人心。     

略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概括来看,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想包括了几个方面:批判传统道德,把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起点;发展社会生产,奠定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倡导"五爱",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规范;发展文化事业,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底蕴;积极推进创新,增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动力.借鉴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想,有助于在新时期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天人和谐与中国古代环境道德

环境道德是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规范人对自然的行为的道德。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萌生和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环境道德思想;我国"天人合一"学说认为自然万物之间具有和谐统一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关系的本身就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因而早在古代就已形成朴素生态学和重视生态和谐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环境道德的根本观点和理论基础。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内容相整合,提高环境意识,以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建21世纪的绿色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