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保护华工自愿出国措施的局限性

虽然晚清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对华工出国的自愿性进行保护，但是由于猪仔贩卖者追求经济利益，外国政府恃强凌弱，清朝政府官员腐败无能及华工自身受到暴力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从而导致晚清政府对华工出国自愿性的保护措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1921年北洋政府整理公债述评

在银行界的提议与积极参与下,北洋政府于1921 年进行公债整理。整理之后,公债价格上涨,金融市场活跃,政府债信得到挽救,达到了预期目的,但财政收支不抵这一锢疾仍无法解决。1921 年之后,北洋政府对内筹款的主要方式由发行公债转为发行库券,银行界主动疏离政府的倾向则日益明显。整理公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洋政府财政筹款的方式以及银行界与政府的关系。     

陈兰彬与华工问题对外交涉(1873-1881)

作为驻美公使,在出使前和出使期问,陈兰彬在华工问题上作出了积极努力,如率领调查团收集了大批关于中国劳工在古巴遭受迫害的材料；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在美等国华工之人身安全；在秘鲁虐待华人事件、丹佛事件发生后,积极与秘鲁、美国政府进行交涉,等等.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客观条件的限制决定了陈兰彬在保护华工问题上的举措不可能有太大的成效,但作为派驻美国,专事华工事宜之首任公使,可以说,保护华工是陈兰彬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     

域外被遗弃船员遣返权及其合法权益保护

航运业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航运业的繁荣得益于船员的巨大付出,他们在海上作业的危险是无法想象的,船员应当得到尊重和善待,但是船员遗弃事件却频频发生。船员被遗弃后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无法获得及时遣返,这严重侵害了船员的合法权益,船员的遣返问题受到国际组织与社会的关注,如何保障被遗弃船员的遣返权已经成为航运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国籍船员在域外被遗弃的人数逐年上升,这说明我国在船员遣返权保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保障我国船员的合法权益及维护航运业秩序,本研究在概述被遗弃船员的遣返权及其特点的基础上,研究被遗弃船员的遣返权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总结域外被遗弃船员的遣返权保障经验,针对我国相关方面的不足与缺陷提出建立专门救助平台、完善财务担保制度、完善法律条款与加强国际合作等对策建议。     

怎样评价李鸿章在中秘订约谈判中保护华工一事

<正> 第一次鸦片战后,殖民主义者变本加厉掠卖中国人口,迫为苦工,东南沿海人民群起反对,坚决抵制。封建地主阶级中某些憎恶这一伤天害理行径的官员和有识之士,也纷纷予以揭露抨击,并开始提出关心和保护海外华工的要求。在这一形势下,清朝统治集团不得不重新考虑一向歧视和摒弃华工的错误做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李鸿章在中秘订约谈判中,力争保护华工的态度,正是当时清政府面对现实,检讨过去以及逐步改变     

陈兰彬与中国维护出国华工权利的起始

华工出国自近代以后大量增加,那么晚清政府对出国华工抱以何种态度?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清政府是不顾华工死活的。发生于1873年的陈兰彬奉旨调查古巴华工状况之事,却显示了另一番情景。近代以后,华工出国方式和中国对待华工政策,开始向正规化和法定化方向转变,既立约保护华工的人身权利,也立约规范外商的招募行为。陈兰彬调查古巴华工及其所带来的新订华工条款,可以说是中国维护出国华工权利的第一次实质性行动,开启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待出国华工政策的新时期。     

十月革命前后的旅俄华工及苏俄相关政策研究

十月革命后,在俄国混乱的社会局面下,广大旅俄华侨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其中旅俄华工多数被迫加入到了苏俄阵营,而苏俄政府则利用华侨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支持华工阶层夺取侨界领导权等方式打压侨商。最终,在严重的内耗中,俄国远东地区华人社会走向衰落,而俄国内战结束后,苏联政府甚至一改其支持华工阶层的政策,重新走上了历届俄国政府排华、限华的老路。就苏俄政府与旅俄华工之间的关系而言,尽管期间多有合作,甚至一度结成了同志般的亲密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北洋政府时期,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依然享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北洋政府不得不对教会医疗事业实行保护政策.出于医疗卫生方面的考虑,北洋政府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对教会医疗事业加以利用.与此同时,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北洋政府在制定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法规时,对教会医疗事业也采取了一定的限制和管理政策.上述政策表明北洋政府虽能对有益的外来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却不能去掉其殖民主义的烙印.这正是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待外来文化事业特殊性的反映.     

抗战初期的苏联远东华侨问题(1937-1938)

1937-1938年,苏联政府为了巩固其远东边防,以清除远东日本"间谍"为名,在顺利将朝鲜居民迁往中亚后,随即实施了针对远东华侨的清洗行动。一万多名远东华侨因此而被逮捕入狱,受到了种种非人的虐待。国民政府为了救助远东华侨,将他们中的大多数遣送回新疆。但受制于国民政府外交官员对苏联的移侨政策认识不清、中苏之间事实上的战时同盟关系以及苏联政府根深蒂固的"黄祸"思维,使得国民政府的遣返行动未能很好的完成。     

1912—1926年中国银行商业化探析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是华资银行中最大的银行。按照中行则例规定,中行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官股商股各占一半等等。然而,其发展过程并不与原来的设想和则例条文所规定的相一致。中行不仅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反而伴随着其股份结构和制度的变迁与经营方针的调整,在逐步地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和干扰,走上了一条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演化为商业银行,而且在服务对象上逐渐地转向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从而实现了其商业化经营战略的转变。     

北洋政府时期丁文江与上海城市规划机制变革

北洋政府时期的城市规划法律文化有当今值得借鉴的因素。文章全面回顾北洋政府时期丁文江在上海城市规划机制改革方面的重要贡献,对1926年前后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城市规划主体、规划法律制度的改革内容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丁文江对近代上海城市规划机制变革的重要贡献,以及启示和教训。     

遣返抑或引渡——高山案法律适用问题分析

目前加拿大方面启动移民遣返程序欲将原中国银行案主犯高山遣返回中国。即使移民部发出遣返令，高山还会像赖昌星那样申请难民保护，从而启动刑事嫌犯遣返程序。由于加拿大司法程序特点，这两个程序走完会拖上很久，而且并不能保证高山被遣返回国，所以，中方应当依据1999年加拿大《引渡法》新规定或者《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直接请求引渡高山。     

英美围绕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分歧与协调

在朝鲜战争战俘问题上,美英立场迥异。美国坚持＂自愿遣返＂,而英国赞成＂强制遣返＂这一由《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原则。两国围绕＂阿迪斯报告＂和战俘＂甄别＂、＂梅农方案＂以及＂以打促谈＂产生了较大分歧,也进行了艰苦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分歧与协调有助于停战协定的早日签署。     

海峡两岸刑事诉讼移管制度之构建

近年海峡两岸遣返犯罪嫌疑人的互助因为各自坚持本地居民不遣返原则而致大量案件无法查处,刑事诉讼移管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两岸的刑事诉讼移管属于区际刑事诉讼移管,与国际刑事诉讼移管虽性质不同,但问题相似。构建海峡两岸刑事诉讼移管制度应当剔除国际刑事诉讼移管中的政治、军事犯罪例外原则,并借鉴其他不涉及主权内容的双重犯罪、一事不再理、有利于适当的司法处遇和诉讼时效过期不追诉等原则。     

论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的战俘“自愿遣返”原则

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谈判中,美国以＂维护人权＂＂、反对共产主义暴政＂为名,顽固地坚持＂自愿遣返＂原则。美国利用国民党当局和战俘中的反共分子,采取暴力胁迫和欺骗利诱等手段,制造出多数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国的假象,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粉饰曾被美国斥为腐败专制的蒋介石政权。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在战俘遣返中的互相利用与配合,成为推动＂台湾中立化＂政策向＂扶蒋反共＂政策转化的重要环节。     

略论陈兰彬的乡土情结

在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背景下,陈兰彬以其难以释怀的乡土情结,在近代留美学生教育、出使美国以及保护海外华侨、华工权益、关注家乡民生和教育事业等方面贡献颇多,不仅反映出传统士大夫阶层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也成为他们行止的原动力。     

微博“打拐”热背后的冷思考——流乞儿童权利保障的制度建构

2011年春节期间的微博＂打拐＂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与参与,这一公共事件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是流乞儿童权益保障问题。由于现有法律不完善、家庭和社会对儿童监护不到位以及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导致流乞儿童权利保护普遍缺失。为改变这一现状,应该秉持以儿童为本的保护理念,完善现有法律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流乞儿童管理制度和遣返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度反思

“非遗”传承人名录制度是我国“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国家级传承人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平衡，传承人的年龄与性别结构也不合理。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不完善使一些民间艺人无法进入各级名录，传承人名录的分级制度导致传承人被人为阶层化,引发了民间艺人与传承人以及不同级别传承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一些集体项目无法正常开展活动，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难以得到群众的有力支持。     

北洋政府的寺庙管理政策评析

北洋政府在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些管理寺庙的政策法规,主要有《寺院管理暂行规则》、《管理寺庙条例》、《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等。这些法规试图制止当时社会上侵占寺产的行为,以敷衍宗教界保护寺产的强烈呼吁,但成效很差。究其原因,主要归咎于北洋政府缺乏诚意及管理措施不得力。     

黄遵宪与清末华工问题

黄遵宪是近代知名的外交家,在任旧金山和新加坡总领事期间,一直积极地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黄遵宪认识到华侨经济的重要性,劝说清政府废除禁海令和保藩护疆.这种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和具有前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