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探析

本文对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进行了分析 ,认为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 ;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治国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强调法德并重 ,反对人治 ;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落实到高校要求以德治校 ,以德修己 ,以德育人     

论“执政为民”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文章从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历史作用及时代局限出发,分析了"执政为民"与传统民本思想之间既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并具体阐述了"执政为民"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几大历史性超越。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思想初探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资源 ,对此进行挖掘梳理将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基于这种认识 ,本文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解读出“天人合一” ,“敬畏生命” ,“道法自然”等古代朴素观念中体现的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另外 ,本文还考察了古代治国方略中渗透的环境伦理。     

论传统伦理对传统行政管理的消极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具有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明显特征。它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内容、德治为核心的完整的价值体系 ,由于我国传统伦理由家庭伦理化育而来 ,又扩大为政治伦理 ,因而我国传统伦理对传统行政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伦理政治、政治伦理使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道德化 ,它不仅使传统的行政管理缺乏科学性、稳定性 ,同时影响了传统行政管理的公正与效率 ,极大地牵制了传统行政管理的发展     

重塑民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民族特色

近三十年来,西方开始从“工具理性”转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沉思,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在８０年代以后获得新的发展生机。中国的企业改革,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企业管理模式,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应像日本那样,将管理的现代化与本民族的环境完美地统一起来。“民本思想”构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内核,这一基本内核一旦与中国改革中的现行体制相结合,必然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群体本位”的管理哲学、“圣人境界”的企业家、“以民为本”的内在机制     

王韬民本思想论略

1862年之前的王韬,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其重民思想依然属于传统民本思想特别是明清之际民本思想的范畴。1862年之后,王韬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开始向近代转化,其重民思想具有了新的内涵。而从其重民观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在萌发时便具有的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王韬不可能比其同时代人走得更远。即使如此,其重民思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史上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国民本传统溯源

民本思想向来是古今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重大话题之一,而在民主观念已于中华大地成为普遍性观念的今天,关于民本与民主之间的话题更是成了当今学者所讨论的学术热点。为了对于此学术话题作出自己的思考与回应,拟在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来探究民本传统的历史渊源,解读其所昭示的影响及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论略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至今仍影响着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是新文化创造与发展的基石,同时也是一个精华与糟粕、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揉合并存的复杂体。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面向世界,博采众善,在以我为本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从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论析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性善论"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德治"思想,把以"德"治天下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统治手段和管理模式.分析这一古代传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与互补.     

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德治思想的不同侧重点

由于历史背景和所处时代的不同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德治思想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正确地把握他们的德治思想的不同侧重点 ,有利于理解他们德治思想的精髓 ,更有利于理解江泽民以德治国方略的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现代解读

人治、法治与法制的根本差异取决于是否以宪政为基础;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难处境,德治以善良人性论为基础,法治以邪恶人性论为基础,而两者都体现了一定的道德意义。     

论新公共管理在我国的适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启端于英美国家的新公共管理已经成为概括西方公共管理最新发展趋势的一个学术概念,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或者称之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基本上都发生在英、美、澳、新西兰等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国家。本文试图从法学的角度找出其原因。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划分是法学中公认的法律分类法;而新公共管理中的核心思想是利用私法契约来提供公共服务。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和契约制度的分析,认为作为大陆法系的我国基于政治法律传统应该选择法治国家模式进行政府管理改革。     

从人类自身发展的视角透析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以人为主体的管理。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不同时期由于人自身的发展阶段不同，人们对自身本质的认知程度不同，人们在主动和受动的参与管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思想也体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因此人对自身发展阶段和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是管理思想及理论得以建立的逻辑起点。本文就以此为立论的基点来透析管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从中总结出一些有利于构建我国管理模式的结论。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独立学院学生管理工作的创新——以浙江海洋学院东海科学技术学院学生管理工作为例

学生管理工作是高校学生工作的基础。随着独立学院规模的扩大,其学生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在高校学生管理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文章结合东海科学技术学院学生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论述独立学院的学生工作如何做到以人为本,以推进学生管理工作的创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民本"问题研究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几年间,学界对“民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民本思想的流变、民本思想在近现代的转变、当代中共的民本思想和有关研究状况的梳理等几个方面。这一时期“民本“问题的研究还拓展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当代民营经济、近现代新闻史和唐诗研究之中,孟子、黄宗羲、孙中山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受到较多关注的人物,各种“新民本主义“是引人注目的新说法之一。这段时期“民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存在重复性研究较多、对近代状况从历史角度系统梳理不够、基本资料整理滞后、基本概念混用,以及学风欠佳等问题。学界当在注意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的同时,能从学风上有所反思。     

法治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兼谈法治与民主的悖论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是法治、民主和党的领导的三位一体,我们应当从整个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以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型的角度的史学之纬和概念本身联系的逻辑之纬,去剖析法治同民主、党的领导的关系.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正确处理法治同民主、党的领导的关系尤其是法治与民主的两难悖论,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浅谈礼治传统对以法治国的影响

礼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治国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的水平和程度。中国是个崇尚礼治的国家,深入人心的是礼教。因此,如何在礼治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实现法治的转换,如何将中国悠久的礼治传统的负面性转化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实现法治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政府管理法治化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依法治国的要义在于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则有赖于政府管理法治化,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具体应从四个方面有所突破:一、理顺党政关系;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三、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四、转变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