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及其反思

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研究有两种理论取向：一是国家“试错”策略理论;二是地方竞争理论。就其本质而言,两者并不存在内在冲突,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深深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结构之中。国家策略导致地方竞争,地方竞争形塑国家策略,地方法治的逻辑就是国家策略下的地方竞争。反思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原理,发现国家策略下的地方竞争可能导致地方法治演变为地方应对中央的权宜之计,使地方法治建设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从而使地方法治建设被悬置,难以落地生根。在未来的地方法治发展中,国家或许仍然会采取试错策略,但地方法治应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为前提,依法试错。同时,应引导地方法治竞争从应对中央转向回归社会,并将此作为地方法治建设的动力基础和建构逻辑。     

找寻法治中国的内生动力——《务工移民与法治发展》述评

就人类社会法治发生发展的动力机制看,每个国家和民族步入法治化的道路,都是基于本国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和路径选择。例如,在人类法治上曾经被奉为标本的古罗马的法治模式,它既不是源于某个皇帝的"良心发现",也不是源于少数法学家的理想构思,而是源于古罗马社会内部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其法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无不是以贵族权利的式微和平民权利的声张告终。可以说,一部罗马法就是对平民权利的记录和宣示。那     

结构与内涵：论当代中国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世俗语境下的法治信仰区别于纯粹意义的宗教信仰,可视为包含了意识、认同和精神三个层次的“结构综合体”。其中,法治意识代表着社会成员对法治全面、充分和理性的认知与理解,在本体论层面决定了法治信仰中的“法治”究竟为何;法治认同则构成了法治信仰的认识论层次,决定了看待法治的方式和对待法治的情感;法治精神展示出理性与情感紧密结合、不断交互的过程,形塑出法治信仰的核心内容。法治信仰的培育具有外在性、诱导性、现实性的特征,一方面应当因循“意识—认同—精神”的渐进路径,另一方面则强调培育法治信仰必须以法治实践为基础。     

西方法治思想的演进与法治社会的形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识。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法治?或者说,法治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如何克服依法治国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西方价值法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对西方法治社会形成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面镜子。     

让法治成为全民的信仰

党的十八大将"法治"确定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由此成为我国改革路线图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要真正发挥"法治"的基础性作用,建成"法治中国",我们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现实中,违法乱纪、权力膨胀与腐败、司法公信力丧失、一些民众信访不信法等问题依然存在。人民没有法治信仰,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卢梭说过:"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法治作为一种信仰,不仅要求人们以法律为行为准则,任何行为都恪守法律,而且     

国家在场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功能研究

传统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承担着相应的思想涵化功能。但研究表明,国家在场下,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目标接续,催生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功能。在实践中,国家在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形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依托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这一时空背景,并遵循“载体-话语-效力”的动态改造逻辑。面向未来,国家在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形塑仍将延续。但不论如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功能应主动服务于主体功能,实现两者之间的话语融通。此外,还应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一体化的建构方案。     

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构建的新思路

发展权法治机制的构建是一个国际难题,国际社会流行的"基于权利的方法"(Rights based approach)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适应不了实现发展权的需要,应当转变到"发展权利的方法"(Right to development approach)上来.在理念上,树立人本发展的法治原则;在内容上,确立可持续发展权、区域发展权新概念,并将发展权细化为经济发展权、社会发展权、文化发展权和政治发展权.在法治机制和路径依赖上,摒弃国际上现有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做法,奉行发展权法治的"双轨制"新思路.     

空间变迁与族际居住格局的演进——以武陵民族地区历史移民为例

武陵民族地区的族际居住格局演进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区域共居式、社区共居式、社区互嵌式三种样式和阶段的演进。历史上的移民,特别是汉族移民在族际居住格局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形塑了族际居住格局,还形塑了区域空间。他们首先将一个边缘空间形塑为具有三个层次的区隔空间,然后形塑为整体的互嵌空间。区域内部的族际居住格局与区域空间结构具有同构关系。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是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抓手,应该把握历史规律,充分吸收历史经验教训,有序推进。     

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研究

城市是法治生成的主要场域,总结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细胞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下,地方的主动性是城市法治发展的核心驱动。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在没有法律的情形下,各地展开"试点"工作,地方先行先试;另一方面是在国家法律与社会脱节的情况下,各地以"变通"为实践方式,地方做出突破性的探索。在法治建设中,受到体制因素、利益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塑造出我国各个城市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特征。     

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而实现手段之一就是法治。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根本性的问题,它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塑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精神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和谐社会蕴含法治价值,二者在本质上契合,因此,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现代法治与古典法治——兼论中国法治的历史根基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准确把握"法治"概念。通过辨析古今"法治"的涵义,分析国家运行的基本模式,认为法治是现代(工业化)公民社会的运行模式或治国方略,是指现代国家依照体现公民权利的法律运行。宜将古代的罗马"法治"、大秦的君主"法治"称为古典法治,以与现代法治相区分。我国延续未断的古典法治文明,是法治中国的历史根基。     

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而实现手段之一就是法治。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根本性的问题，它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塑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精神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和谐社会蕴合法治价值，二者在本质上契合，因此，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乡村社会中的地方性法治——基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提出的命题

《马背上的法庭》展现了一种地方性法治路径,即法律的地方性理解。地方性法治的特征在于法治的"地方性",强调法治在地方社会的变通性、灵活性运用。法律适用者在坚持实质的国家法律高位阶的前提下,根据地方社会可以接受、能够理解的方式对法律作技术性修剪,在必要时融入一些地方性知识,实现法律在地方社会的转化式运用。地方性法治命题对农村法治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对策和方法。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之“谬误”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概念无疑是经典的并且是影响深远的,但其对于现代法治的正向影响并不是建立在对亚氏法治概念内涵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而是建基于现代人对亚氏法治概念的"误解"之上,因为亚氏法治概念本身是在具有法治表象的语词掩盖之下的"德治"。作为对法学理论概念和命题的知识追求,我们必须保持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统一,才有可能将一切本质上有害于法治的思想遗产拒之于外。     

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机理——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文化传统影响

主持人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国家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探索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深入研究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机理,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推进法律文化与法治发展的理论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于2014年开始设置“法律文化与法治发展”专栏。正值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扬州大学法学院、扬州大学中国法律文化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江苏法治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机理”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大学召开,本期“法律文化与法治发展”专栏特别编发部分与会专家发言,以飧读者。     

建设法治社会与“以人为本”的密切联系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法治思想既要继承古代法治思想的优秀成果,又要结合中国国情,最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传统的法治思想内容庞杂,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且古代的"法治"和今天我们提倡的"法治"社会建设完全不同。封建社会毕竟是皇帝说了算,因此古代的"法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人治"。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区别。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刻不容缓。为了更好地吸收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理性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才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我国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具有评价、引导、形塑等功能.通过建立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来引领、推动地方法治政府乃至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地方法治和助推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途径.2016年年初,合肥市政府颁布实施了《合肥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设定了量化考核指标.该指标体系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对合肥的法治政府和全面依法治市建设必将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但该指标体系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如:在内容和结构上还需进一步调整、完善;在考核方式和评分标准上,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分值在总分中所占比例不高等.下一步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修改、完善,使其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概念、类型与制度成长

党内法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结合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过程,对"什么是党内法规"这一"元问题"进行回答是党内法规研究的起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个系统性概念,从党章开始,它衍生出了党纪、党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法治体系等诸多概念。在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构建过程中,"党组织的结构""党组织的功能"和"党内法规制度"三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模式,清晰描述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成长逻辑。因而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建构中需要同时关注其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内涵,并在国家法治相关制度成长中不断完善。     

“法治反腐”的概念界定

通过对法治、腐败、反腐等相关概念的辨析,将"法治反腐"的概念界定为:在法治思维的引领下,严格遵守既定的法律规范和正当程序,由专门的反腐机构科学地运用法治方式,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一种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