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中的滑稽

俳谐文指文人创作的内容诙谐滑稽的作品,包括赋、杂文等文体,主要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诙谐滑稽风格的作品早在先秦就已形成,主要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直至汉魏六朝时期,在人才学术兴盛的环境下,诙谐滑稽风格得以在文人中流行,形成了文体不一的俳谐文。本文拟从愚弄、以物喻人以及讽刺模仿三种产生滑稽的方式探讨汉魏六朝俳谐文滑稽。     

论魏晋南北朝俳谐文学对中晚唐散文的影响

与重政治教化、主抒情言志的严肃文学相比,俳谐文学的发展因强调诙谐、游戏文字以达到娱乐宣泄的特质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作为文学史原生状态重要组成部分的俳谐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构建完成初步的理论体系,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间隔年代较近的中晚唐文学中的散文创作所受影响尤甚。俳谐文学与该时期散文创作的结合,是对魏晋时期俳谐文学在内容思想上的借鉴与发展,也是魏晋以降文人创作的主体性在文学创新上的探索与努力。     

宋代俳谐文学与民间文化之关系

俳谐文学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在两宋期间形成一股创作浪潮,这与宋代民间文化的崛起紧密相关,以杂剧为代表的宋代民间谐趣文化深刻影响了文人的创作理念,使之对诙谐俗趣的认可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然而,顺应文化潮流的文人内心却充满着强烈的自我警醒。面对可能耽溺于世俗文化的深层焦虑,使他们总在有意无意地表达着对俗文化的抗拒。趋近却又抗拒的矛盾心态促使他们创造性地改换俳谐文学的品貌,在诙谐作品内部开拓正统品格的空间,化解雅俗价值观的矛盾,这其实延续了中国士人通过个性化的自我表白来构筑文化空间的传统,也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俳谐艺术的民间特性。     

韩愈俳谐诗述论

韩愈诗歌中,俳谐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在古代文人中尚不多见。根据内容及表现方式的不同,韩愈俳谐诗可分为“俳谐诗”和“杂俳谐诗”两种。对其艺术特点作了剖析,并对其写作目的和原因进行了探讨,强调了韩愈个性因素和“诙谐纵谑”、“舒忧娱悲”的诗学观对其俳谐诗创作的影响,肯定了这类诗在审美趣味、题材和表现方式上的创新价值。     

新时期以来韩愈《毛颖传》研究述论简

《毛颖传》以其滑稽的俳谐手法特异于韩愈的古文创作,进入新时期,则侧重从阐释其寄托意蕴、艺术手法、小说因素、文体创新、韩愈俳谐文与传奇小说之关系、后世批评接受及其仿作等方面展开论述。     

新时期以来韩愈《毛颖传》研究述论

《毛颖传》以其滑稽的俳谐手法特异于韩愈的古文创作,进入新时期,则侧重从阐释其寄托意蕴、艺术手法、小说因素、文体创新、韩愈俳谐文与传奇小说之关系、后世批评接受及其仿作等方面展开论述。     

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目前文学史上的“俗赋” ,主要指唐以后出现的以叙说故事为主、语言通俗的赋体文。从《神乌赋》与四言赋及俳谐文的承传关系中可以看出 :赋原本来自民间 ,自俗 ;赋入汉宫乃以俗为乐 ,所谓的“文人赋”正是汉代俗体雅化、散文诗化的结果。如果称《神乌赋》为“俗赋” ,那么此赋倒可谓赋体的本色、正宗。     

浅论陆游的"诗人之文"

陆游不仅是一代诗豪 ,其词、文亦卓然成家 ,尤其是他的散文 ,在当时就曾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作为敢以“放翁”自号的文人陆游 ,其诗性思维却更能突破传统保守文人在文体上的故步自封 ,在诗和其散文中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和谐、一致。本文从陆游散文的诗人情调、诗性思维两个方面 ,探寻诗人身份对他散文创作的影响 ,及其“诗人之文”所呈现出的主要审美品格     

《滑稽小传》撰者“乌有先生”为周紫芝说——兼论周紫芝的俳谐文创作观念

《滑稽小传》撰者"乌有先生"为宋南渡诗人周紫芝。"乌有先生"非其本号,而为周氏所撰《〈滑稽小传〉序》的署名,序文见其《太仓稊米集》。《〈滑稽小传〉序》以拟体俳谐文的形式写成,故此序文属假传体俳谐文,"乌有先生"亦系假号,系作者为迎合《滑稽小传》之内容特点而作,其立意来源有二:一则取司马相如《子虚赋》中"乌有先生"之名;二则因竹坡独爱"人见则避"的乌有而取。《滑稽小传》今已散佚,盖多为拟体俳谐文。《太仓稊米集》中多有类似俳谐诗文,并不时论及可补"小说"、"稗官"之不足的"滑稽谐谑"杂说琐闻可资印证,说明周氏之创作此类文体并非偶然,实乃自有丰富之创作实践与明确之创作观念依托,亦可窥见有宋一代士林诙谐戏谑之风的盛行及对俳谐的文学观认识之进步。     

宋代俳谐赋论析

宋代俳谐赋之谐趣,从建构方式而言,或因表里不谐、文体形式与赋作内容之张力而产生,或因言意相离、言语表面意思与作者深层意旨之张力而酿成,或因物类幻形、物类原态与所幻形象之张力而获得;从旨归寓意而论,既有自我解嘲、讽世刺时、抒怀明理等寓庄于谐之属,也有肆笔为文、以文为戏之作。宋代俳谐赋在艺术上承继前贤往往又能翻新出奇,并将俳谐文学中审物丑以刺人世这一范式发展成熟并推向高峰,自有其独特价值;但也有部分作品因尚理之时代语境的强大影响,径直以议论将龙睛点出,背离了俳谐文重谐亦重隐之原则,减弱了作品的趣味性和艺术性。     

南北朝赋创作的得失

由于统治者对赋创作的引导,南朝赋创作题材狭隘,思想境界不高、多缺乏社会现实意义,但题材上有新的开拓,有些题材的开掘比前为深,山水赋、田园赋和反映社会变革及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抒发作家个人情怀的作品都产生了成熟的具有代表性的佳作。南朝赋也与其抒情化、诗化的趋向相一致,在语言艺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北朝赋数量少,但南朝作家入北,南方的创作技巧和语言艺术上积累的经验与北方刚毅之气及作家之思乡情绪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些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作品。从赋的总体发展趋向来说,整个南北朝时代,是一个逐渐抒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诗化的过程,从艺术表现方面说,南北朝也是赋在形式上进一步美化的过程。南北朝赋在开拓和深掘题材、挖掘汉语艺术表现功能方面,在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重新寻找自己的发展目标方面是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的。     

两宋江西词发展及其贡献的定量分析

两宋时期,江西涌现出190多位词人。名列全国前茅。大量的统计数据直观地表明,这些词人具有旺盛的创作力、极高的创作水准和丰富的词学思想,取得了比全国大多数地区词人都要突出的成就,为宋代词作的繁荣及传播作出了贡献。他们形成了两宋江西词坛上的七个词人群体,即晏欧词人、江西诗派中的江西词人、江西南渡词人、辛派中的江西词人、淳雅派中的江西词人、风格闲逸的江西词人和“凤林书院”词人。这七个群体具有不同的创作风貌、审美特色和规模影响。     

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骈偶化进程及其理论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说:"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骈偶化倾向虽萌芽于周秦两汉,但从汉末魏晋始才成为诗、赋创作一种自觉的形式上的诉求,至南朝宋,诗、赋骈偶句比例发展至最高峰,齐梁以后则比例下降,表现出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形式均衡美、对称美、和谐美的理性思考。本文拟考察此一过程中文人创作心态上呈现出的对骈偶化的"部分趋同———过度趋同———理性认同"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其对诗、赋文体的影响。     

两晋南朝陆机文学接受论

陆机才高博洽,工于诗文,辞采富赡,其才思与作品备受时人及后人的赞赏。从西晋经东晋至南朝,诸多文士或继承其创作技巧,如陆云学习其模拟技巧、陶渊明承袭其挽歌诗创作手法、谢胱追踪其锤炼字词技法等;或评议、鉴赏其文学作品,如张华、葛洪、刘勰、钟嵘等皆通过品评的方式对其诗文予以褒扬;或选录其名篇佳作,如萧统《文选》,采用的具体方式虽不同,但都对陆机之作予以高度评价,体现出较大范围、较高程度的接受。     

唐宋元赋学论

唐、宋、元三代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低潮期,研究赋的学者及其成果均不多,但对赋的认识评价曾出现褒贬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唐宋两代出现过专谈律赋创作声韵格律的赋格书。元代问世的祝尧《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赋学代表著作,该书辨析古赋体制源流、评注历代赋家赋作,值得引起赋学研究者的重视。     

南朝诔文演进及撰作探析

诔文兴盛于汉代,历经魏、晋以迄南朝,渐呈衰微之势。南朝诔文继承了汉魏晋以来诔文重抒情、求审美的传统,抒发个体主观性情更为深刻突出,行文高度骈化,藻采纷呈,用典繁密,音律协畅,对偶精工,与时文风气完全相合。南朝文人过于强调诔文的审美价值,相应地,其实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     

论词科选才与南宋四六文的振兴

南宋四六文能够振兴于道学极盛之时，与博学宏词科的制度保障密切相关。严苛的纳卷和考试制度以及既稀且贵的宦途前程，不仅为词科应试者提出了异乎寻常的“博洽”要求，更激发了天下学人竞为“通儒”的渴望。词科考试排斥“以文体为对属”，不允许“出于准绳之外”。它所推重的“四六格”除体制与格式外，还有用事属对、协和声律的严格要求，若一字失律，便会遭到黜落。南宋硕学通儒多为词科出身，用功既深，其文章便自然呈现“以用事亲切为精妙，属对巧的为奇崛”的独特气质。要之，南宋四六组丽瑰美，格律精严，直可与六朝骈文相比肩。     

江淹散文论略

江淹是南朝时期著名辞赋家、散文家,其散文体裁多样,颇重文采,抒情真挚而深刻。其中,骈体作品更加讲究藻绘、对仗、用事等技巧,体现出成熟骈文的特征。散体作品则多表现对逝者的哀悼及对自身遭遇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