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本体功夫论与禅学

本体功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体系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王阳明吸纳了禅宗的思想并较为圆融的将其纳入到儒学体系之中。本文从致良知与四句教宗旨中的本体功夫论入手来探讨王阳明是如何通过援佛入儒来建构其本体功夫学说的。     

王阳阴的本体功夫论与禅学

本体功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体系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王阳明吸纳了禅宗的思想并较为圆融的将其纳入到儒学体系之中。本文从致良知与四句教宗旨中的本体功夫论入手来探讨王阳明是如何通过援佛入儒来建构其本体功夫学说的。     

性学:晚明思潮演衍的一个纽结--兼论刘宗周性学思想的理论得失

一自明中叶以降，如日中天的王阳明心学日渐式微。王学式微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王学自身内在的逻辑矛盾，应当是最为根本的原因。王学自身的内在逻辑矛盾，一言以蔽之曰：本体和功夫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展开和外化，直接导致了王门后学的分化及其末流之弊。王门后学的分化及其末流之弊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学则”和“教法”的层面上看，悖弃儒学传统的“以心言性”之性学和修养心性之实践，乃是当时宗孔孟之道、严儒释之辨的儒家学者所痛心疾首、辩难不已的。而揭示王学自身内在的逻辑矛盾、抨击王门后学的末流之弊，当以东林学…     

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     

远绍周敦颐的阳明心学

周敦颐是借鉴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道德哲学的宋明理学的先行者,王阳明则是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心学的集大成者.周敦颐对理学所起的开山作用有:汲取道家道教的本源论,建构无极(太极)的生成论以证明儒家伦理存在的合理性;借鉴佛道的本体论思维,构建诚的价值本体论;含纳诚、乐、仁、静等儒佛道的气象;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无欲主静等修养工夫.王阳明对周敦颐的继承和发展在于: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源论思维,使之成为本体论;承继周敦颐的诚的内涵,并使之从价值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统摄儒佛道包括周教颐之诚、乐、仁、静的境界;承袭周敦颐之立志、无欲主静和迁善改过等工夫论.     

良知与如来藏——以本觉为中心

良知概念源出于孟子,经王阳明提炼改造为心之本体,其灵昭明觉贯通凡圣,而现实人生中,良知又为私欲、妄念等蒙蔽,故需致良知之功夫。这种本觉、不觉与始觉的模式,同样出现在如来藏佛教思想中。由《如来藏经》滥觞,经《胜鬘经》发展,完整构建于《大乘起信论》,给予中国佛教深刻影响。此模式,贯通儒释,谓为广义中国哲学的内核。     

儒家“心”的层次

现象学在精神上与儒家心性之学是有相通之处的,故以现象学的态度分析儒家的心性之学,既是现象学的发展,也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心"的建立与完成,经历了经验之心、先验之心、先天本心、与实践本体这四个阶段。实践本体的确立是真正意义上儒学的开始。     

晚明心学中的本体与工夫之辨

先天良知（本体）与致知过程（工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论题之一。在王门后学中，王能、泰州学派对先天本体作了多方面的分流，但由此又将本体等同于现成之知，聂豹、罗洪先等反对以本体为见在，但同时却试图返归寂然未发之体；二者从不同方面展开了良知的先天性之维。与之相异，钱德洪、欧阳德等及明末的东林学者则以后天工夫为关注的重心，从各个侧面对致知过程作了考察。以此为前提，黄宗表进一步从理论上对本体与工夫之辨作了深刻的转换。一现成良知说：工夫的消解在天泉证道中，王阳明曾提出了利根之人的预设，并以直指本体为其…     

从儒释互动视角看契嵩禅师对文中子的评价

宋代佛门大德自主推进的儒释互动,有两个基本支撑点:一是认为佛教主要用于治心,坚持佛教之道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心性论具有优越性;二是认为佛教与儒家的伦理纲常不冲突,承认儒家具有安定社会和维持秩序的功能。文中子王通是隋朝大儒,对中晚唐尤其是宋代的儒家有着深远影响,契嵩禅师称赞文中子为"孔子之亚"和"孔子之嗣"可以从儒释互动视角中得到理解。契嵩禅师高度评价王通,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文中子只是认为佛教不适合中国,但不反对佛教,而且承认佛的圣人地位;二是文中子有着强烈的淑世情怀和救世之策。     

程朱学脉中朱子的自我身份认同

朱子为二程三传弟子,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朱子晚年建构道统谱系时以二程＂私淑＂自处。回顾朱子早年求索的历程,可以了解＂私淑＂二字背后所隐藏的深意：朱子最早受学于韦斋和三先生,但他们含混儒释疆域的学风在延平那里被否定,以朱子后来对儒释之辩的敏感,自不能承认由韦斋及三先生可以上通二程之真精神;延平虽严辨儒释之分,但工夫入路偏于...     

唐代"贞观之治"的儒治问题新探

理论界都认为,唐代包括"贞观之治"在思想上是儒、释、道鼎立,儒治不醇,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九经>系统,训解只是拘泥章句,本文认为欠妥.实际上,唐代尤其是"贞观之治"在治国的政治思想上主要是儒家,儒、释、道鼎立主要是信仰领域,而且是信仰自由的表现,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五经>系统,训解除坚持严肃的"章句之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方法--"义疏".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陆王心学与早期禅宗心性论关系的再考察——以王阳明和神秀、慧能为中心

理学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作为陆王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继陆九渊“发明本心”之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命题,使宋明理学更进一步接近“中正仁义”的“人极”指向.王阳明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以及早年的参禅经历皆为其心性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后者往往为学界所忽视.通过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性论与禅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分析与诠释其对早期禅宗代表人物神秀、慧能心性思想的借鉴、融合,有利于了解宋明理学与禅宗之间的相互融摄关系;发现儒佛两家在为学理路、思想旨趣等方面的具体差别;并对探究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传统之人生、伦理视角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参考.     

心物双彰——论王阳明的心物观

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其学说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整个学风,其对“心”的阐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阳明所言之心,体万物而不移,妙运生生而不穷,即性即理,而为人一身之主宰.心物关系中的心应该在这种含义下理解.王阳明用“意之所在”与“明觉之感应”方式来训释“物”,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是都把“物”放在了心的映照之下.最后,可以看到王阳明学说中的“心”、“物”是以互相彰显的方式存在的,而这个桥梁就是“感通”.心物在互相彰显下存在,二者紧紧不离,既无离心之物,也无离物之心.     

论王阳明的善恶观

王阳明认为心之本体无善无恶,而能涵摄善恶,所以是至善;心之发用有善有恶,所以须为善去恶.从体用一源论出发,王阳明阐述了从体起用、从用归体的心学修养方法,并指出了人性善恶的争论在于立论的出发点不一,无对错之分,但有浅深之别.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博文约礼”与“知性”——论李二曲下学上达的工夫论

"博文约礼"是儒家自先秦以来非常重视的为学之道。二曲作为心学家其求学之道的基石为求心,因此其工夫的立足处为心与性,他对于博文约礼的解释,和先儒相较稍有差异,"博文"之"文"不是单纯的经书典籍,而有"人道"之意;"约礼"之约不是单纯的约束之意,而具有"本体"之意。二曲这一下学上达工夫即重视对道德本体的涵养,同时也强调现实日常日用的道德践履。     

玄学、理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内在理路

玄学、理学均是通过诠释儒道经典而建构起本体论学说的。为了建构本体论,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本末论,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则是体用论。一方面,玄学的本末之辨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体用之辨。另一方面,理学的体用之辨解决了玄学本末之辨所留下的问题。理学家通过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才真正完成了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任务。     

乾嘉时期的儒释关系研究——以工彭允初《二林居集》事件为视角

乾嘉时期,儒释关系渐趋缓和.就大部分儒家学者而言,他们一方面在思想上坚守传统的儒释界限,反对混同儒释思潮的公开泛滥.另一方面对佛教人物、典籍等又持有一种极为理性的认识,在现实的交往之中,尽力地保持儒释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这种特色的出现,与当时儒释双方的发展情形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