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法律问题初探

分析了隐性采访的操作过程 ;评价了隐性采访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探讨了隐性采访的法律依据以及隐性采访的禁区。     

隐性采访与法制新闻报道中的法律规制

隐性采访主要有观察式和介入式两种,隐性采访方式的选择会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记者需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采取不同的采访形式。法制新闻报道中运用隐性采访应该严格掌握采访场所和范围,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和社会公德。记者在隐性采访中要注意身份的法律限制,注意采访器材的法律限制等。同时,隐性采访不能为了追求新闻效应而损害公众的利益,放任违法行为的发生或以身试法。     

论隐性采访的场合合法性

新闻记者开展隐性采访时,场合在许多时候会成为决定这种采访是否合法的重要因素之一。鉴于新闻报道功能的特殊性和隐性采访报道内容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通过区分场合的不同,来为隐性采访的实施寻找合理的空间。场合一般分为公开场合和私人场合。人们在公开场合的行为是可以昭示于人的行为,可以适用隐性采访。而在私人场合,个人有权排除一切外来干预,故不适用隐性采访。     

质疑隐性采访的道德性与合法性

从新闻实践来看,隐性采访这种采访方式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因而成为媒介普遍采用的采访手段。但是其隐瞒身份和采访意图的做法,以及隐性采访的无度滥用,导致了许多关于其道德性与合法性的争论。本文通过对隐性采访的道德性与合法性的探讨,以及对隐性采访所引发的新闻侵权纠纷的分析,提出新闻媒介应慎用隐性采访的建议。     

隐性采访的道德困境以及解读

我国法律界对隐性采访没有做出明文规定,隐性采访是否可行或作为一种舆论监督手段是否值得提倡,社会和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看法。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视角解析隐性采访这一现象,可以从根本上回答隐性采访的存在合理性问题。     

对隐性采访引发争议的思考

隐性采访是否合法？隐性采访可否采用诱导手段？本文针对新闻界和法律界的有关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试论特殊群体社会问题的媒体运作

文章主要论述异常群体、弱势群体、越轨群体等特殊群体社会问题的媒体运作。异常群体社会问题媒体运作关键是要了解采访对象的性格和心理;打消采访对象的顾虑;报道不能煽情、炒作。弱势群体社会问题的媒体运作既要反映问题,又要解决问题;报道要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越轨群体社会问题的媒体运作不宜过多过滥。     

隐性采访的权利冲突与平衡

隐性采访中的权利冲突实质上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与公民的知情权、个人隐私权、名誉权之间的冲突,这容易使记者在面对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时处于两难境地。本文在探讨隐性采访所引起的法律与道德、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从记者素质和制度规范的角度提出权利平衡的方法。     

个人如何应对入世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9日在接受卡塔尔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世贸组织成员和中国的贸易伙伴都是有利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抓住机遇,迎接“入世”带来的挑战。     

隐性采访的伦理学评价

“隐性采访”这一提法在新闻学中还不常见.它专指采访者向采访对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或隐瞒真实采访意图的特殊采访方法.隐性采访早已出现并被广泛使用,故作一番理论性探索很有必要.一、一个矛盾的现象追溯隐性采访的历史,它至少在我国清末就已出现.清末名记者沈荩,在参与唐才常组织的湖北起义失败后,逃到北京,就以古董商的身份从事新闻事业.1903年他偷取到《中俄密约》文本后,立即密送天津的报纸发表,揭露沙俄侵华、清廷腐败的真相,国内外舆论哗然,《密约》遂因之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