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

现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不停地升级换代,不仅改变和加速了我们获取和传播信息、知识的方式及速度,而且也使我们的文化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的现代转型.在文化的转型语境下,当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     

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

2002年6月,英国伯明翰大学关闭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此举只是该校重组计划中的一部分,却在国际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该系的前身即被视为文化研究重镇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以伯明翰学派而闻名于学界.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为文化批评申辩--兼与吴炫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吴炫先生《当前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的商榷 ,提出了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的帮助 ,对中国当化文化精神问题之暴露 ,以及对文史哲合一的理论创新文化之建构的不同意见 ,并由此指出了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视角的转换 ,文本内涵、外延扩大的结果。文化批评不仅可以从更新更广泛的角度从事文学批评 ,而且对我国文艺创作的现实问题也多有帮助。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语言学者奈达、韦内、达贝奈特、穆南、威尔斯等人,但自70年代以后,通过霍尔姆斯、勒菲费尔、伊汶-佐哈、图里、巴斯奈特等人的努力,发生了“范式转移”,与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9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妮南贾娜和女权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等人手中达到极致。这一“文化转向”昭示着翻译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实践,并促使我们对传统译论有所反思。     

批评的开放与开放的批评——论当代批评建构的文化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式批评与文化批评日益呈现出“合流”的趋势,构成了一种意在通过形式分析达到文化探视的“形式/文化学批评”。文化批评的兴起有其深广的社会语境与学术渊源。当代文学批评存在于一个变化与开放的世界中,为了适应和理解这种变化与开放,批评必然要从内部和外部寻求突破。在内部,批评的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结构考察和文化分析形成了整合倾向。在外部,批评在努力突破自身的学科疆界和知识域限,通过学科与文化的双重跨越,谋求自身外延的扩张。跨学科、跨文化批评之路的选择,跟批评家对文学现代性及批评现代性的思考密切相关。     

"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

王纪人从历时性着眼,从发展和解决文论的现代性出发,指出文学-文化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文学是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是对世界的阐述的再阐述、解释的再解释;杨文虎认为文学发展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并指出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化批判与新的启蒙话语结合时,应注意不能让渡自由的权利;陈伟则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作了重新界定,并指出精英文化是古典社会形态下的特有产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立足,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又常是互相溶合的;李平从认识论角度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为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贾明认为文化批评并非传统文化自然进化的表现,而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景观,全球化的语境将会日益加强;张景兰认为文学的文化批评启发我们从文化系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中去对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等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生态哲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与引进则更具价值重建的意义;王济远认为文化研究的首要价值是对时代社会的介入与关注,并特别强调了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的语境差异与多元取向.筱嘉则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分共知识分子与"绿色人生"等问题作了评述.     

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     

文化学的文化批评模式探讨

文化批评并不仅限于文化批判。文化学的文化批评着眼于人类文化,坚持文化主义的理论立场,是与政治诗学的文化批评不同的一种文化批评模式。探讨文化学文化批评的批评立场、问题域、批评特征等问题,有助于澄清对文化批评的模糊认识。     

批评家：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结合，是批评家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在这种状况下，必须认识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差异。中国的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的兴起具有本土文化语境与西方理论影响两个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本土现实的挑战是更为根本的。     

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建构——从传播学批判学派学者赵月枝的学术风格谈起

赵月枝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中卓有成就的华人学者之一,她在学术理想、学术立场、学术理念、学术取向、学术路径、学术方法上的积极作为,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也成就了当代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特征,即具有批判精神,具有理性光芒和人性光辉,是社会良心的承担者,有“破”的胆识,也有“立”的智慧.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文化创新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文化的发展出现“离异”,究其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信奉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本”、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失去“自我”。新时期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转型,走综合创新之路,发展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新文化、新哲学。     

现代德国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变

现代德国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社会持普遍怀疑态度,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特殊道路意识的驱使下,现代德国知识分子将文化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相反的对立世界.更多地强调个体经验和主体提高,并积极创建一种反社会的内心帝国.他们以不问政治和空想为特征,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种形象才出现了新的转变.     

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面临着深刻的转型,这种剧烈的社会转型尤其需要知识分子具有自主性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这才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所在。     

论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转型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开始觉醒。他们紧跟时代步伐,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而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分化与转型。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转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封建知识分子向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从近代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型,从向往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分子向信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说学的知识分子转型。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本文集中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问题.从中国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进入新闻报刊、文化出版和教育领域,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这"公共空间"在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转型和知识分子自身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华学人的“身份”与“角色”

文章指出,20世纪20-40年代的清华学人大都具有实现民族复兴的雄心壮志,具有良好的学术操守。近些年,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如何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反思。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