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视野下食品安全市场中的政府角色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关系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面前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经济法视野下食品安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食品安全市场中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     

诚信、非正式制度与政府管制

整顿混乱的市场秩序,就是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它在理论上遇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困难局面,在实践上进入"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其原因是人们的思路局限于规范市场的正式制度安排,而忽视了规范市场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新的思路是,在完善正式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经济稳定功能。完善正式制度的关键在于规范政府行为,树立政府信誉。非正式制度的核心是诚信机制的建立。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内容。食品安全风险的技术性、社会性和公共性相交织决定了食品安全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社会共治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治理效能的多赢性以及治理策略的多样性是其典型特征。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维度至少呈现政府与食品企业间的互补共治、政府和社会间的互信共治,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协同共治三个层面,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的构建以互补共治组合为治理基础,以互信共治建构为治理前提,以协同共治模式为关键手段,以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绩效为价值诉求,对实现食品安全善治、增进公共福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生态困境:政府、市场双重失灵的治理——兼对三鹿婴儿奶粉事件多维剖析

当前,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新现象不断出现,人们发现,市场失灵背后都有政府失败的因素,政府的相关管制政策和价值也存在偏颇.理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维度,实行政府、市场、社会的立体互动,从多维度治理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是政府制度创新的迫切课题.     

治理：面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新选择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纠错的基础上 ,提出了治理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治理理论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此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 ,对于推进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当前,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陷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困扰,社会治理成为纠治双重失灵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下,还存在着诸多妨碍社会力量参与的因素。从政府视角而言,全能政府的"路径依赖",极大地压制了社会参与程度;从社会参与主体而言,存在着自身能力不足,缺乏参与激励动机和保障机制等问题。政府应该改善和创新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环境,构建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改善食品药品安全的治理绩效。     

政府监管体制的困境与反思--基于食品安全政策的分析

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需要政府进行适当干预及监管,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面临政府缺位与X无效率,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等监管困境。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应通过完善食品安全相关立法及质量技术标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激励制度建设,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等途径解决。     

公共服务供给三重失灵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社会失灵的同时存在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效益和质量的低下.为了探寻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之道,我们需要突破在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惯性思维模式,借鉴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等分析工具,构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主多元型新模式.这一模式势必需要我国政府实现从直接生产者的单一角色向兼任生产者、安排者和培育者的动态角色转换.     

试论公共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及其规避

政府干预是解决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然而,公共选择理论从政府的"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失灵",即政府由于自身的局限,在解决"市场失灵"过程中,还存在着治理中的政策失误与低效率问题.有鉴于此,解决"市场失灵"之时规避"政府失灵",就成为优化公共治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问题.     

“市场失灵说”存疑

所谓市场是指商品交换关系发生的特定场所,就其本质而言市场是客观中性的,不会出现人们通常所说的"失灵"现象,我们既不能把市场机制在正常状态下发挥作用的特点认为是"市场失灵",也不能把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其作用范围之外的问题认为是"市场失灵",也不能把市场机制依存的外部环境不完善认为是"市场失灵",更不能把因为人们主观上的认知偏差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都归因于"市场失灵"。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和近利性等特点并不是市场本身的缺陷,而是人们主观认知能力的缺陷所导致的结果。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依据并不是基于市场自身的失灵现象,而是出于矫正市场主体错位,恢复市场功能所必须采取的恰当而有益的措施。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主体、类型与效果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是指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管理、控制或约束企业的环境影响行为,以实现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通过对治理系统中各行动主体的分析,将治理分为七种基本类型,其中三种分别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的单方治理,四种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两者结合或三者结合所形成的共同治理。根据政府治理的强制性程度、企业治理的行动主体、社会治理的行为目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些子类型。某一特定的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进而影响到治理效果;各种治理类型之间可以有意组合,形成治理合力;政府可以通过“元治理”对各种治理类型进行统筹安排,以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其创新分析——以经济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背景

一般说来,在技术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经济效果;同样道理,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也必将会影响到环境保护的效果。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既可以从市场失灵方面去分析,也可以从政府失灵方面去探讨。尽管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然而,政府的干预也可能会在政策与管理方面出现许多不足。所以,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或政府中的某一方,而是应在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将市场作用和政府调节的优点结合起来,坚持制度创新才能取得理想的收获。     

国家公园合作治理:理性审视、法治实践与进路选择

国家公园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与环境管制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模式,以化解环境管制的困局。中央管控型、地方自治型与综合治理型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实践表明,政府、市场和公众必须在国家公园治理中形成合力,通过治理制度上合作规则的建构、治理主体上合作组织的建构及司法保护上联动机制的建构,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与制衡的治理格局,实现国家公园由行政管制向合作共治的转变。     

基于共词分析的中国生态文明政策网络研究

考察生态文明政策网络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探究政策重点及其演进方向,进一步提升政策效力。搜集“十七大”首提“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发布的37份政策文件,运用共词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基于外在政策互动均衡和内生政策参与动力构成的生态文明理论框架,通过政策网络中心性、政策主题群和结构洞等指标的测度,对生态文明政策网络开展系统研究。研究发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政策已初步形成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格局;构建起包括中央政府统筹的战略布局、核心部门主导的协调实施、重点领域示范的先期推进、内外环境约束的配套支持等在内的多层次政策体系。分析认为,该政策领域有待加强的方向和重点包括:构建生态治理体系,促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引领发展转型的先导,完善作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手段的生态法治和生态文化,提升部分政策工具之间的关联性。     

政策清理与政策整合: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

缘于环境、法律、本体及其他变化,部分政策的存在已不合时宜,甚至有政策一出台即滞后,政策清理和政策整合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当前政策清理工作思路不清晰、脉络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到位,政策清理多由政策制定者执行,政策清理不及时和消极被动现象,导致行政人员随惯性执行旧政策,阻滞了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协调。基于网络治理视野进行政策清理,可推动各级政府信息互动、有效沟通、协商民主、齐头并进,在尊重公共利益和彼此利益基础上整合原有政策的有用部分,保持新政策及时跟进以避免政策空白,实现政策服务公共利益的本原。     

公共治理理论：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角

从目前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指出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有可能在治理食品安全时失败,而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政府、市场、社会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对食品安全实施“共同治理”,从而保证消费者获得他们期望的安全食品的过程。因此,将食品安全问题引入公共治理分析范式,提出政府、食品生产企业、第三部门等组织间互动协调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并构建了新型的食品安全政策体系。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 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构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学界关于“三社联动”“政党激活”与“街道整合”的争论,无法回应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制创新要求。基于复合治理理论,对基层治理的互动结构与互动机制进行了分析。通过C市R社区的基层治理实践发现,R社区形成了“多层复合—多元联动”的基层治理结构,建构了“复合式联动”的互动机制。即街道、社区、小区多层级治理网络与政府、社会、居民等多中心治理主体,通过纵向的授权赋能机制与资源整合机制、横向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功能联动机制,实现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之间的长效互动。对基层治理复合联动结构与长效互动机制的分析突破了以往对社区单一治理层级的关注与多中心视角的局限,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创新性的路径分析。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公共政策问题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主动承担对利益相关者应尽责任与社会对企业行为规制的总和。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创造有利媒体舆论和增强市场竞争力,但当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大于收益,或者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成本较低时,就会出现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劳资矛盾和信用缺失等负外部性问题,作为规制企业行为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共政策应对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进行有效的引导、监督和管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公共政策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自律性组织三个层面稳步推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倡议日益健全,但在机构设置、奖惩机制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不足,应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平衡奖惩机制、制定广泛认可的标准及其支撑制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食品安全演进、特征与愿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随着经济发展及居民生活水平提升,食品安全备受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基于“环境变迁—要素涌现—实践特征—演进趋势”系统逻辑,将新中国成立70周年食品安全演进划分为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关键阶段、共享阶段四阶段,立足“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剖析我国食品安全市场供给与科技支撑,监管制度与风险归因,多方主体与健康素养,揭示我国食品安全实践特征及关键问题。面对食品安全领域新变化及新挑战,提出落实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愿景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