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军事特点浅探

在楚国由"辟在荆山"的弱小之邦发展成为"带甲百万"的泱泱大国这一历史进程中,楚人整军经武的立国方针及其军事上的卓著战功,是其强大的重要因素.古今学者有识于斯,对楚国军事的研究甚为重视,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些具体战例的分析等方面,而对楚国军事诸多要素所具有的特点却缺乏探讨.本文搜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军事特点,通述简论,略陈管见.     

屈赋东西方位意象与文化态度——以楚国和秦国、齐国关系为视角

屈原特殊的身份注定楚国历史的集体记忆成为其作品的基调。屈赋中的诸多意象因为方位的不同,寄寓了屈原的政治思想与不同的感情态度,尤其是东西方位意象群,反映了屈原的不同文化态度以及身处其中的尴尬与艰难选择。在这些意象里寄托了屈原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对旧风俗的否定,对楚国旧势力的批评和对美政理想的向往。     

新见羕陵攻尹戈及相关问题研究

羕陵攻尹戈是新公布的楚国有铭兵器,戈铭中的“郘豊”就是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书中的“吕礼”,主要活动于秦昭王时期,由此可判断这件兵器铸造于战国中晚期之际。它和其他几件以事纪年的楚国兵器表明,战国中晚期楚国兵器的监造者可以是当时的县公,也可以是县级的莫敖、司马、攻尹等职官;这种制度应该是受到魏、韩两国的影响。楚国兵器制度与三晋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不同时期的监造者有变化,楚国始终未实行三级监造制度、未见明确使用刑徒等方面。     

春秋战国时楚国土地制的变革

一、楚国奴隶社会土地制的上层结构及其崩溃在楚国奴隶制早期,全部地权皆属楚王,是土地王有制。后来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楚国的土地遂由奴隶主阶级所分管。楚王掌握的主要是都城畿内的耕地以及山林、川泽等;卿大夫辖治封邑;县公经理的是县内土地。楚王除了直接控制畿内土地和山林、川泽等之外,又通过县公控制诸县土地,亲自主持卿大夫封邑的赏赐。从而形成奴隶主贵族集团的土地分管制。进入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土地分管制渐趋崩溃。兹叙此土地制及其分解。     

试论屈原对南宋词人的影响

<正> 屈原对楚国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楚国的山川草木有着强烈的恋念,对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的政治愿望有着迫切的追求和向往。这种含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南宋词人的词章中得到发扬和光大。北宋末年,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女真奴隶主贵族建立的金国大举进攻赵宋王朝,攻破汴京,掳走了宋徽宗、宋钦宗,中原人民惨遭蹂躏。深受屈原思想影响的南宋作家,在作品中充分地表达了反抗民族压迫和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思想感情。张元干在《贺新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官制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独树一帜,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本文将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职官的管理制度等主要问题,力图勾勒连缀出一条楚国官制演进变迁的发展脉络。透过官制,可以清楚地看到楚国是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贵族政治体制的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楚国历史的兴衰以及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发展与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楚国科技史研究的拓荒之作——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评介

近年来,海内外对楚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方兴未文。但是,在众多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异彩纷呈之时,有关楚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文章却廖若晨星。湖北科技出版社新近推出了后德俊同志的力作——《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标志着楚国科技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后德俊同志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一直在湖北省博物馆工作。坚实的自然科学功力和长期的文物考古实践,使他能够在楚国科技史研究中独具慧眼。也正是由于他具备这两方面的优势,《楚国科     

屈原的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下）

屈原的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下）赵逵夫四、屈原作品中所表现的美政思想与一统思想屈原在对外政策上主张“联齐抗秦”，这是学者们都知道的，故本文主要阐述了屈原经营南方的战略思想，并对他“联齐抗秦，经营南方”战略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在楚国确立的过程加以揭示。对...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召开一九八四年年会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1984年年会,于10月21日至25日在古城襄樊举行。会议代表80余人,论文共56篇。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河南、安徽等省市的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楚国的社会性质是这次年会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有的同志认为,楚国的社会性质首先应依其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生产者是奴隶还是农奴而定。楚国自武王熊通至悼王之世,分散的个体生产代替了旧式的集体劳动,楚国的土地占有者通过土地的租佃对半农奴式的农民进行征收谷物与其他实物以及劳役等各种方式的剥削。因此,这一时期的楚国应为农奴制。吴起变法以后,楚国才逐步由封建领主经济     

论楚国的隐士群体及隐士政策

楚国的归隐现象比较常见,道家型隐士是隐士群体中的主流。楚国隐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归隐目的单纯,而且往往隐而不出;追求徜徉山水、自娱自乐的生活逸趣;隐士妻子大多支持、追随丈夫隐居。楚国征召过这批士人,而且对于他们的拒仕十分宽厚,并不强迫出仕。楚国众多道家型隐士的存在,以及政府宽容的隐士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文化的特点。     

“州屈”不在湖南而应在河南

毛炳汉、周笃文等学者认为《左传》之“州屈”地在湖南,因以为楚之屈氏始封地。此说不确。事实上,《左传》之“州屈”地在今豫西南之南阳地区。而且,此“州屈”与“南屈”可能有“同一”关系。     

由《韩非子》所见楚国史料推考屈原命运沉浮之根由

"两用昭、景"是楚宣王和楚威王一贯运用的重要制衡策略。楚怀王初年,昭、景坐大。为了抑制昭、景,强化王权,怀王调整策略,转而重点扶植屈氏。这是屈原后来得以出任左徒的根本原因。但丹阳一战,屈氏猝然遭遇重创;蓝田战后,怀王更是威略难振。嗣后怀王,包括顷襄王不得不再蹈宣、威旧辙,继续两用昭、景,是以屈原始终难获起复。屈原一生命运沉浮完全与怀王、顷襄王调整"两用昭、景"这一制衡策略的整个过程相始终。     

《离骚》“内美”与屈原的美学思想

“内美”是窥见屈原美学思想的重要窗口。《离骚》“内美”在内容上是蕴含楚国民族精神之“义”的内化,当其外化为行为方式后即表现为“中正”人格。“中正”是真、善合一的形式美概念,但其本质是美真统一,从而与儒、道美学形成根本对立。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真实不伪:前孟荀时代的人性论--以"眚自命出,命自天降"为基点

以往诸学者一谈及先秦时期的人性论,莫不以孔、孟、苟之“三段论”为要,且易以善恶之伦理范畴来界定之,然自此一时期简帛的出土,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先秦人性论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与难得的历史机遇。故文章拟以新近出土之简帛,尤其是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为史料基点,对先秦人性论付诸以全新、深入之考查,以图对以往学界对先秦人性论贯之以善恶界定之思维范式有所突破,从而向先秦人性论之整体原貌无限趋近。     

论上博简《孔子诗论》的人文精神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人文哲学内容丰富,天命、王命、人性、道德、礼仪融为一体。天命含人性,以情性说诗而处处绳之以德和礼,特别是“以色喻于礼”和“民性”三“固然”,既是道德人文说,也是知识理性说。文章串述以德说诗“一字法”和联缀综述法。儒家“人本哲学”是经验人文哲学,用来说诗,其丰富多致的逻辑方法体现在语言表述中,就是贯彻“人本哲学”的具体理路。     

楚简“逸诗”《多薪》补释

新近发表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多薪》一篇简一“兄及弟淇,鲜我二人”中的“淇”应读作“綦”,通“繄(殹)”,而“淇鲜”当为“鲜淇”的误倒。从文献中看,墨子以“长松、文梓”作为楚地的代表性良木,而《多薪》则称“多薪多薪,莫如松梓”,因此《多薪》当为楚地之作。而其诗意则在于用松的常青来比喻兄弟之情。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朱子楚辞学研究方法的理学背景发微

朱子一生最后绝笔为《楚辞集注》.正因为感同身受,朱子才能在生命中最后的几年,花极大的心血注解《楚辞》,实则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在极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同时,极力痛斥扬雄之“偷生幸死”,将忠义之精神、君臣之大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将朱子心中郁积之情愫表露得一清二楚.正如朱子在序言中的夫子自道,《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     

渔父形象与古代文人心态

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大致有两类:来源于《庄子》、《楚辞》的,体现了潇洒出尘、散淡闲适的人生理想;来源于姜太公历史传说的,体现了待时而动、用世立功的人生追求。二者交错发展,互为消长。研究渔父形象的演变,对于透视古代文人的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