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的重商主义思想及其近代影响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恪守“重农抑商”的准则。早期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王韬在1862年之前也持此观点。但由于他的旅英、旅日的特殊经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产生了重商主义思想。他的重商思想是对英国重商主义的继承，王韬还根据当时的国情提出了“重商”的对策。他的重商思想对近代中国人传统商业观念的改变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想述评

抑商与反对抑商是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想.两种主张,各有其产生的根源和依据,在实践中,两种主张的遭遇和结果也不同.抑商政策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但自由经济的放任思想也缺乏实践的内部基础和外部条件.     

关中“抑商”文化“大爆炸”——秦文化史再解

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中华大一统之基，同时，它也是源自关陇黄土高原的抑商文化取代重商倾向的“大爆炸”，种下了中国近代落后的经济体制基因。他的“焚书坑儒”，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也体现着与抑商倾向相呼应的专制型地域文化特色。     

中国古代的重商时期

中国古代的重商时期张雪昆中国古代主要推行抑商政策，这是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至少在四个历史阶段：西汉初、东汉、晋、南朝，不仅没有推行明确的“抑商”政策，相反，政府对商业是相当自由放任的，甚至是鼓励的，所以，商...     

试论晋商文化中的“学而优则商”观念

"晋商"专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为明清十大商帮之首。晋商倡导"学而优则商"观念,优秀学子将商作为本业,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格局。"学而优则商"观念的实质是崇商、重商,是传统思想与三晋大地的自然、经济、历史因素高度契合的结果。它架起了传统文化的底蕴、精髓与商业行为、商业伦理有机融合的桥梁,进而锻造了熠熠生辉的晋商群体和晋商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典型代表。晋商对儒家传统经济伦理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形成了独特的义利观、诚信观、勤俭观,是优秀的商业文化遗产。研究此观念,不仅有利于弘扬晋商文化,而且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发展第三产业与观念更新

经济体制的改革,最紧要的是人的观念的变革。发展第三产业也莫不如此。本文仅就几个主要的思想认识问题,谈一点粗浅的体会。第一、要进一步破除“轻商”思想,树立“重商”观念众所周知,在几千年我国自然经济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有着“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士农工商”,商处于“四民之末”。我国解放以来,城市经济受到重工轻商”的“左”倾思想影响,也还是这个漫长历史的延续。今天,通过重新学习和总结,虽然人们在思想上对商品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根本性的认识,但是,视第三产业为“付业”应放入“另册”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首先要强调“重商”思想。着重解决两个认识问题:其一,要树立全新的服务观,逐步确立以“服务为荣”的思想。第三     

关中隐型文化的互补结构及其历史展开——围绕资源配置方式再探关中隐型文化之一

作为关中文化开头的两大篇章,“周”与“秦”已经转化为关中隐型文化中的互补结构,其“抑商”本色在“汉唐文化”中也表现得十分鲜明。以“抑商”为底色和以“周秦互补结构”为政治基调的关中隐型文化还表现为“儒道互补”、“儒法互补”和“儒佛互补”等。这种以多重互补为特点的“抑商”的关中隐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早期独领风骚,但随着资源配置方式对市场化的吁求日益强烈,它只能陷于落后,其出路在于从“抑商”向“重商”转型。     

清代州县政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封建王朝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是自明朝中后期以降的商品经济更为活跃,“抑末”、“轻商”的思想与政策逐渐受到愈来愈多的人否定。这种社会意识反映到清代地方基层政权贯彻经济政策的操作中一方面奉行朝廷颁布的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扶持商品经济发展,有时为着后者而对前者采取阳奉阴违的作法。 地方政权的职能发挥,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何等的推进与制约作用,本文就清代州县政权的这一问题试作分析。     

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抑商、贱商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在明清小说中,却涌现出大量书生“弃儒从商”之现象。从社会角度看,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经商风气的盛行、重商言论的泛起,使书生们对商业和商人的偏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于个人而言,科举功名的难以求取以及谋生的需要使一部分书生不得不放弃儒业走上了经商之路。小说中这种现象正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     

伊斯兰教浸染下的回族商业伦理精神

任何一个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深受文化的影响.回族作为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文化中深深地渗透了商业精神.在伊斯兰教的经典经济思想的整体内容中,有关商业经济、商业道德的论述占有相当的份量,它鼓励人们开展商业活动,积极发展商品经济.伊斯兰教的重商观念不仅表现在抽象的教义学说体系中,而且表现在商业行为的规范方面,进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商业伦理,成为伊斯兰经济伦理的核心内容.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的,一再强调执行的"重本抑末"的政策和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广大汉族重农抑商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

朱元璋“抑商说” ,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事实上 ,“抑商”无法准确地概括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真实内涵 ,既抑商又通商 ,才是对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合理解释。这种商业政策是对现实中“物质关系”的反映 ,是宋元明历史发展的产物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传统经济思想和传统政治思想之间具有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表现在哲学思想上：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石有三，一是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特点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二是以“特色论”、“两点论”和“重点论”三位一体的矛盾论学说；三是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表现在经济思想方面：邓小平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上浓重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变革；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他的“富民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崇尚小而全的自然经济思维定势的变革，也是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邓小平的系统改革论，是对中国传统的改革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的国家统一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发展；他的民主与法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政在人”的人治观念的深刻变革     

两汉"禁民二业"政策的历史考察

“禁民二业”思想是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四民分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后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中一项重要的统治政策。两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与重农、抑商和抑兼并问题密切相关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而言 ,西汉前期“禁民二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重农和抑商 ,西汉中期以后则以抑兼并为主要目的 ,东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抑制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及其政策目的之差异 ,这一政策所发挥的现实作用也因时而异。     

战国秦汉时期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

战国秦汉时期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使人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商业的客观作用 ,有利于重商观念的形成。与此同时 ,“重农抑末”政策的推行 ,工商业者的兼并行为 ,以及由“重义轻利”观念所引发的鄙视工商业等因素 ,则促进了轻商观念的发展。这样 ,在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发展过程中 ,除个别时期 ,如西汉中期 ,重商观念稍占优势以外 ,其它时期则一直处于劣势。     

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探析

全文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命题做了分析,认为司马迁不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中间三句正是对这一传统政策的认识和总结,首尾两句是在批判纠正汉武帝极度抑商政策的基础上,对传统抑商政策做了理论上的提高与升华,强调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代表了司马迁进步的工商业政策思想。     

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成败──对15—17世纪中国历史的再认识

本文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出发，考察１５—１７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１５—１７世纪是世界历史由中世纪封建农本经济向近代重商经济的转变时期。在这一伟大转变中，东西方因具体条件不同，进程速缓不同，结果也不相同。但却具有共同的转变机制，这就是：有相当发展程度并作为近代化基础的农业；有相当发展程度的私营工商业及其必备资金与技术；有繁盛而广泛的海外贸易与国际市场。此三个重要条件，在１５—１７世纪东西方都是具备的。因此，在早期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与西欧最初本是同步的，但结果中国的早期近代化失败了，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政府顽固坚持抑商政策，而西方实行重商政策。本文对“资本主义”的概念提出自己的理解，谨供学术界参考。     

重农抑商辩

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中,史学界普遍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重提这个问题,拟纠某些偏颇之说,以求公允、符实的评价。(一) 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虽然贯穿始终,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抑商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大体说来,先秦的封建领主制时期,抑商的色彩较淡,秦汉以来的封建地主制时期则抑商色彩较浓。如以中唐为界,则中唐以前抑商较为突出,中唐以后抑商有所削弱,重商渐趋抬头。     

从黄州看明清宗族社会变化

明清宗族社会发生着两种方向相反的变化:在江南地区,由于农业自然经济向工商经济转型,推动着乡村社会市镇化而发生大规模士绅地主城居化,宗族社会出现“敬宗收族之义莫能讲求”的非组织化趋势;而在广大的商品经济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地区,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族社会却在专制王权影响下发生宗族组织严密化。 黄州宗族社会系宋元以后移民所建立的社会,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明清时期中国大多数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相一致,仍处在农业自然经济状态,直到清光绪年间仍是“物无珍奇殊异之产,惟是稻菽麻麦棉布之属,生民日用所必需。”但在明清专制王权作用与士绅政策影响下,黄州宗族社会发生以宗族组织严密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组织结构变化。     

关于"重农抑商"的几点思考

重农抑商政策在我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并不是偶然的,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本文希望做一些逻辑分析和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寻找重农抑商政策与大一统的传统社会的内在联系.     

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 ,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