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商”文化对华夏商文明的影响

中原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源地,而中原的“商”文化的发展对整个华夏商文明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且有据可查的。中原商文化对整个华夏商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原“商”文化的内涵以及商业理念等方面进一步说明了中原商文化的发展是华夏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中原商业文化概括为智、仁、勤、俭四个字,指出中原商文化是建设华夏文明的需要。     

“华夏”之谜

在“华夏”一词中,从“夏”到“华夏”的词汇组合过程,既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更是一个凝结着华夏先民有生存竞争到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追求的过程,也是一个道德的自我完善过程。当然这是需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待的特定时代的文明与道德。     

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论

大趋势就是事物发展长时期的总的运动方向,那么,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中国民族互动、整合、融合和认同的长时期内总的运动方向。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从夏、商、周三代到秦,历时两千多年从多元融合到华夏一体的大趋势;从两汉到清代,又历时两千多年从民族互化到以汉化为民族融合主流的大趋势;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开始,直到当下中华民族认同已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豕韦”考略

"豕韦"是一个古老的原始部落,在夏、商、周三代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方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样一个由原始部落发展而成的重要方国,与其他众多方国一样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过程。     

论董仲舒的“三统”说

新王必建正朔。正月开始于寅月、丑月、子月,其阴阳之气的位次不同,日月行迹也不同,君王之法统当然也要有所区分。夏、商、周三代遵循天命而根据黑、自、赤三统分别以寅、丑、子为正。董仲舒把三统直接与夏、商、周三代历史与礼制相比配的最初目的只是为汉德从夏、取法《春秋》而重建薪王道统奠定理论基础,尽管最终并没有对武帝太初改制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但通过一种循环论历史观、以经学权威的形式规劝乃至制约了那些为所欲为的集权者。     

道教与人文精神

道教与人文精神张志哲从中国文化渊源讲，道家早于儒家。道家传承夏、商、周三代以上的《易经》文化学系；儒家传承夏、商、周三代以下的《书经》文化学系，即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传统。这二个文化学系有相互融汇之处，对中华人文精神都有着极其广泛而又深...     

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

中国文字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古代汉字的演变。东汉时,许慎作《说文解字》一书,在叙言里便讲了”五帝三王之世”文字“改易殊体”的现象。所谓“三王”是指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朝。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夏代以前,亚洲的东大陆上林立着不同种族、政治、社会组织和文化传衍的或有关联或无关联的无数部落,经过了夏、商、周三个大朝的一、二千年来的陶铸和经营,才把统一的中国逐步建立了起来,也把“华夏”的民族意识培养成功了。但那时“华夏,的固定疆域实在不大,就以处在晚期的周朝来说,黄河流域只有龙门以下的东边一段归属于它,待黄河流到荥阳之后,中国文化区就接上了济水流域,东到泰山和黄海而     

“广域”国家：早期中国疆域形态与观念再讨论

有学者否定夏、商、周三代国家广大疆域的存在,认为早期中国只是邑的聚合体,其疆域是不连贯的,尚未形成“面”的疆域观念。这种看法缺乏坚实的证据。夏王国应已大体确立了广域国家的疆域形态,商周时期又拓展而充实之。商王不只关注具体的邑,也关注邑间成片的领土。周王将土地和民众赐予贵族并根据需要对侯伯进行册封或徙封,均显示了周代疆域之广大。早期国家疆域的边界虽具有模糊性,但并非不存在。商代“内服”“外服”均是王廷设官以治理的区域,而周人对何处属其领域、何处非其领域亦有相对清晰的认知。夏商周三代与秦汉在疆域形态与观念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只是统治方式与强度有别。相较不连贯性,早期中国“疆”“略”有别的特征更具代表性。“疆”是王国设官征赋、实施稳定统治之区;“略”则是王国影响所及之区,其地通常不置常设机构,暂不属王国疆域,不过却属于其势力范围,也是其疆域的盈缩区。     

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国家的形成问题(下)

下面我们具体考察一下夏、商、周三代,看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质变的?     

从敬天保民到敬德保民——《尚书》中神权政治的嬗变

《尚书》是我国最为古老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它记载了华夏民族刚跨入人类文明门槛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军国大事,而以典谟训诰誓词和命词的形式保存下来,流传开去。这也就是后来历史学家所称的“典谟训诰之文”了。《尚书》中的“典”,本为典册之意,但这里却包含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的意思,如《尧典》,就是一篇记载尧、舜言论和事迹的重要著作,无怪后人将其奉为“经典”了。而所谓“谟”,就是谋,是指谋略、谋划、谋议,象《皋陶谟》的内容就是舜、禹和皋陶之间的政治谋议与对话。无论是“典”还是“谟”,在《尚书》中…     

楚官源流考索

中国的官制始于何时?纬书说“隧皇、伏羲既有官……但无文字以知其官号也”(贾公彦《周礼正义序》引《春秋纬·命历序》)。谓伏羲时已进入阶级社会,唐兰也有这种说法,但尚难成定论。我们探索楚官的源流,还只能从夏、商、周三代开始。     

由“社会公仆”到“社会的主人”——中国早期政治组织产生的途径

由“社会公仆”到“社会的主人”——中国早期政治组织产生的途径沈长云关于早期国家即早期政治组织的产生，目前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在我国，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即属于早期国家的范畴，并且多数学者亦认为我国早期政治组织有着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组织不...     

殷墟卜辞所记“■示”即“鲧示”新探

夏部族祖先鲧以治理洪水、造福于民而著称于世,故文献多记鲧曾被夏、商、周“三代祀之”。夏代文字迄今尚未发现,但夏人祭祀自己祖先鲧殆无疑问。殷墟卜辞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本文认为卜辞所记“■示”应释为“鲧示”,是商人祭“鲧”的真实记录,故后世文献所记夏鲧曾被“三代祀之”应是符合实际的。     

论中国历史上“正闰观”的文化意蕴

所谓“正闰观”,本质上是指族姓统治的合法性.一般说来,在华夏族内,获得了政权的家族也就获得了“正统”的地位;在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炎黄子孙”即华夏族的政权是“正统”,非华夏族的政权(也包括那些征服了华夏族的政权)是“闰统”,是僭伪而应予以闰除的,至少理论上如此.     

“中国”一词的由来、演变及其与民族的关系

中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简称。这一专称出现于何时,其含义的演变过程如何,至今在学术上还论说不一,实有进一步考述之必要。 现在史学界对此大都采用于省吾和范文澜同志的说法:“中国这一专称起源于武王时期”,狭义的中国指京师,广义的中国指全中国而言。或“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近年一些同志又提出,中国这一专称起源于商代,甚至更早的夏代。蒋至静同志的文章说:“自夏以来,少数民族称中原王朝为中国”。或认为:“在夏朝,‘中国’就是指夏朝的‘王畿’指夏王朝。”“在周人的观念里,他们居住的地方为‘西土’原夏朝和商朝的王畿为‘中土’或称‘土中’,再往东则称之为‘东土’”。这些提法,都还是值得研究的。     

论河东盐池对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作用

池盐是中国最古老的可供人们直接捞取食用的盐种。河东盐池位于华夏文明发源地的中心地带,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河东盐池对华夏文明的形成有过独特而重要的也是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华夏族的早期形成过程中,远古华夏族部落首领们曾为争夺盐源而战,有着地利优势的盐池也因此成为尧舜禹三代建都晋南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盐池又是夏商周三代文明重要的经济基础。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盐池对华夏文明的形成有着最直接的或者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君子”历史演变刍议

“君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文献中,道德是作为各级贵族的通称而出现的。后经春秋战国兴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注解提升,特别是儒家的极力推崇和宣扬,逐步由统治阶级的专称演变为“有才德的人”,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奉的道德人格的化身。考察“君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其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君子’在历史文化变迁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是非得失,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对其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一、从“天命君子”到“事业君子”“君子”最早出现在反映夏、商、周三代典制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在后世的文…     

西周官吏考核制度蠡测

在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研究方面,夏、商、周三代一直是个十分薄弱的环节。这既与史料的残缺有关,也与论者对考核制度的某种误解有关。习惯上不少论者总是以为官吏考核制度是封建君主制的产物,所谓奴隶制下的世卿世禄制不可能有什么对官吏的考核。其说看似有理,但难以解释文献记载何以时常提到三代考核之事,同时也让人感到战国考课制的盛行缺乏某种深厚的历史渊源,而这确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