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酋反清

清朝雍正元年(1723),岁次癸卯,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发动武装反清斗争,很快失败,藏文史籍称作“癸卯之乱”。 扎什巴图尔死后,其子罗卜藏丹津于康熙五十五年冬袭封亲王爵,为青海蒙古的总管王。次年冬,西藏乱起,清廷决计进军西藏平乱。五十七年皇十四子允禵为大将军驻青海,从青海和康区两路进藏,各部蒙古率部从征。五十九年九月,青海、康区两路清军会师拉萨,西藏底定。清朝改变了以前政治格局,未恢复和硕特汗权,重用藏族官员,组成地方政府。留清兵三千驻拉萨。雍正元年二月封赏青海诸台吉,又晋封察罕丹津为亲王。还晋封一位郡王,改变了原来八台吉中只有一位总管王的体制。罗卜藏丹津等人对此愤怨不已。 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初即位,允禵奔丧回京。朝廷多故,罗卜藏丹津认为有机可乘,于雍正元月五日发动反清。强令各部取消清朝封爵,具呼旧日名号。自称“达赖珲台吉”。各藏     

试析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原因

1723年（雍正元年）6月,青海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趁帝位交替,坐镇西宁的皇十四子允赴京奔丧之机,胁迫诸部"叛乱"。这次"叛乱"为时不过八个月,即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所平定。事后不久,年羹尧遵旨筹划善后,提出了治理南海和硕特蒙古势力所及地区的一系列措施,将青海地区正式划归中央政权管辖范围。对于这次"叛乱",史学界曾有人认为是由于清朝没有满足罗卜藏丹津总长青藏诸部的权力欲,因而导致叛乱①。本文从分析贴熙末年西北局势和青海蒙古的战略地位出发,来探求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真正原因和清朝方面的青海政策。对于罗卜藏丹律事…     

归化城土默特左翼旗都统丹津出任乌兰察布盟盟长考

雍正年间清朝与准噶尔部的战争爆发,乌兰察布盟盟长扎萨克多罗达尔罕卓里克图郡王阿喇布坦多尔济率兵出征,雍正十年（1732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间,归化城土默特左翼旗都统丹津出任乌兰察布盟盟长。由盟外之人出任盟长,在清代历史上绝无仅有。丹津为归化城土默特左翼旗都统,也是上三旗正白旗蒙古人,作为雍正皇帝的奴仆,得到信任和重用。     

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

清代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五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blo bzang bstan vdsin)反叛清廷,这在青藏地区的历史上是一起重要事件。这次叛乱岁在癸卯,故藏文史籍一般称之为“水兔年之乱”(chu yos zing vkhrugs)。关于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经过、性质及当时川陕总督年羹尧、兵部待郎常寿、四川提督岳钟琪等奉命征剿的情况,除有关史籍记载,后代的研究者已有不少述评。本文仅就这次反叛的历史渊源,试作粗浅     

西宁办事大臣设置缘由初探

清雍正年间平定了罗卜藏丹津事件后,为了加强对青海蒙藏民族的统治,清朝设立了西宁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置既是清朝经略青海、稳定西藏、防御新疆准噶尔部整体战略的体现,也是清中央自身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的标志。     

雍正朝清政府对康巴地区东部治理研究

雍正朝对康巴地区东部的治理在康熙和乾隆两朝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雍正帝以“必属内地”和消除青海蒙古对康巴地区长时间影响为思路,维护川藏道畅通及区域稳定,以常规驻军代替临时派驻的新思路,以完善康巴地区东部行政建置等新措施,实现了清中央政府对康巴地区东部更加有效的直接治理,奠定了清朝治藏战略以康巴地区东部为依托的新模式,使康巴地区东部成为连接中央王朝与青藏高原的关键地缘纽带。     

试论河南亲王府与拉卜楞寺的关系

青海河南蒙旗一世和硕亲王察罕丹津迎请嘉木样,创建拉卜楞寺,冀以宗教信仰的力量加强蒙旗内部的凝聚力。之后历朝亲王府与拉卜楞僧团间的法缘关系经历了亲密、若即若离时期后,出现了恶化时期。本文通过分析各层面的因素,试图勾勒出河南地区僧俗两大势力间关系发展变化的轮廓。     

试析清初对青海藏族社会的治理

清代初期,对青海藏族部落的治理,经历了由松到紧的一个过程,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发生是此过程的分水岭。文章主要探讨了顺治到雍正年间对青海藏族部落治理的状况,认为通过雍正年间的悉心治理,清代加强了对青海藏族社会的管辖。     

清代乡约制度在甘肃循化厅的推行

甘肃循化厅乡约设置始于清朝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随即以“口内各族”向“口外各族”推广.其间,乡约制度的推广借助于少数民族基层组织形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根据地方社会的特点设立了寺约、集约等多种形式.但其推广的不彻底性与不完整性,则使这一响应国家政权建设而向下层社会渗透的半政权化组织,并未能有效地辅助国家权力在区域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诺尔卜之乱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地区发生了罗卜藏丹津之乱,使该地的游牧社会陷入混乱。清朝迅速处置,用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镇压了这次叛乱。作为善后之策,将青海卫拉特部置于和内蒙古同样的旗制下。在这种旗制下,青海诸台吉不可能像以往那样自由行动,失去了青海卫拉特部的活跃性,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数年后的雍正九年(1731年),青海再次发生叛乱,即土尔扈特部台吉诺尔卜的反叛。同罗卜藏丹津之乱相比,诺尔卜之乱时间短,规模小,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仔细研究一下,仍可发现,这是一次展示清朝强有力的体制和在其压力下游牧民族小台吉的苦恼的事件。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其相应的历史意义。这里要阐明的正是这一点。     

中甸在清初勘界暨治藏中的地位

中旬地处滇、川、藏结合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地位优势突出.由于历史原因,直至雍正初年,中旬的属辖仍然不明,曾引起滇、川等多方争议.随着雍正朝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妥善解决西藏"阿尔布巴事件",清廷开始乘机酝酿、讨论和实施西藏与邻省行政界限问题.在此背景下,清朝政府最终确立了中旬的归属地位,体现了清政府治藏政策的巨大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清雍乾时期青海藏族人口数量与分布

比较全面、基本可靠地反映青海藏族人口的文献记载始于清王朝雍正三年,即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定之后,青海藏族完全纳入清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之时。然而,当时青海藏族居地辽阔,归辖不一,族口之载,零乱错讹。鉴于今日研史修志者不便利用,故撰文考察,以明详实。 一、沿革与分布 今青海省行政区域内的藏族,在雍正三年被分别划定在四大地块内,历史文献称之为“西宁番族”,“河南番族”、“塞外贡马番族”和“郭罗克番族”。     

办事大臣

办事大臣这里说的办事大臣，指雍正二年设的“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称青海办事大臣，因驻西宁，又称西宁办事大臣。清朝雍正元年以前，俱派理藩院司员驻扎西宁，办理民族事务。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后，简派大臣驻西宁总理之，而遣部郎协理。首任办事大臣达鼐，...     

西宁改制

西宁改制公元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建立清朝。次年，西宁等地区归入清朝版图。在清初约八十年间对这里的政区划分和军政建置，一如明制，未暇经理。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后，加强中央统治，改革军政建制。除仍设西宁镇总兵和在西宁道派驻按察司佥事以外，雍正二年...     

年羹尧

年羹尧,满族,系清朝的名将。生年不详,卒于1726年。清汉军镶黄旗人,字亮工。康熙二十九年为进士。康熙五十七年任四川巡抚,授总督,办理松藩军务,配合入藏各军,平定乱事。康熙六十年任川陕总督,率兵击败青海郭罗克部。雍正九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出兵进攻邻部和军政重地西宁,企图     

青海厄鲁特蒙古封建领主制新阶段社会历史评述

从明崇祯九年(1636)固汗汗(1582—1654)率部众进入青海,进而统治唐古忒(“或特”)各部,直到清雍正二年(1724)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厄鲁特蒙古“四部中和硕特部贵族统治青海八十八载。祟祯十五年(1642)固始汗在拉萨建立汗廷,他以青海地广宜牧,喀木(康)人众粮多,征收喀木赋税,以养青海部众。令其诸子分牧各地,分左右两翼,在游牧封地的基础上建立起封建领主制统治体系。在这个封建统治体系中,除固始汗及其十个儿子、若干孙子为首的和硕特部外,尚有土尔扈特、准噶尔即绰罗斯等     

御制惠远庙碑文校注——兼说七世达赖喇嘛移居惠远寺

清雍正帝即位后,侵扰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虽被驱逐,但并未被彻底摧毁,仍不时窥伺西藏;青海以罗卜藏丹津为首的蒙古和硕特部也相继爆发反清事件。康熙末年,清中央为防止准噶尔军再度入侵西藏,曾于西藏留兵驻防;雍正帝时,为了减轻国家对西藏的供应负担,而将驻藏官兵尽行撤回,随之发生了1727年西藏农奴主争权夺利的斗争。一时社会混乱,政局不稳,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雍正帝从布达拉宫移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于惠远寺,这是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动态·信息·文摘

<正> 省长委托向德武等同志在保靖花垣两县现场办公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贫困,省长陈邦柱同志把保靖县作为扶贫联系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夫生同志把花垣县作为扶贫联系县。6月17日至18日,受陈邦柱省长的委托,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向德武带领省直14个委、办、厅、局的负责同志20余人,赴保靖、花垣两县了解情况,现场办公,嗣后,又赴吉首听取了自治州委、州政府关于全州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现场办公会上,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保靖、花垣两县提出的在工、     

论清代中期对青海蒙藏民族的经济管控——以《那彦成青海奏议》为中心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为了削弱和硕特蒙古的势力,强化清朝中央对青海蒙藏民族的控制,清朝在政治上实行了蒙藏分治和“扶番抑蒙”的政策,其结果是经历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元年,青海蒙古族不仅人口锐减、牧地日缩,且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极度贫困;而藏族则人口与牲畜数量剧增,蒙藏两族从清初期的“蒙强藏弱”变为“藏强蒙弱”.为了拓宽生存空间,自嘉庆朝开始,居住在黄河以南的藏族各部就不断向黄河以北迁徙.这既冲击着清朝划定的“北蒙南番”的居住格局,也使蒙藏地区社会局势动荡不宁.那彦成基于当时情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以保证青海蒙藏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