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封建法制之差异

中西封建法制之差异，属于比较法学的范畴。对无论是在文化历史传统，还是在民族习惯、社会、国情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的中西封建法制进行宏观比较研究，可以了解中外法制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从而更确切地把握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所独具的特色。本文拟对中西封...     

试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

本文认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是由各民族政权的属性及其与主体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决定的。作者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北方各民族政权的关系,阐明这些政权发展的层次及特点,并把北方草原的游牧型及东北地区的农业型政权作为“边境”民族政权的类型;把五胡十六国在中原开创的封建割据式政权以及北朝作为“中国”的民族政权类型;而夫余、高句丽等政权则是不同样式的奴隶制政权。建立在中原的属“中国”型政权,建立在边境的属“边境”型政权,同在“天下一体”之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体观是历史形成的,它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关系。     

论清代文官制度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它是以满州贵族为主联合汉、蒙等族贵族地主共同掌握全国统治权的政权。这个朝代曾经有过一段较长期兴旺稳定的阶段，曾经大力发展过当时的社会经济，促进了封建文化的繁荣，与此相适应，又曾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推到了前所未有严密周备的程度，在体制上有重大的兴革，颁行的规章制度也最为详细，从而也建立和健全了它带有明显特色的文官制度。一、请入关前的政权建设和文官制度的形成清入关前的文官制度，是伴随着以满族为主体独立政权的建立，伴随着本政权专制政制和法制的缔建，同步地发展起来的。它…     

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进一步发展.雄踞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以及后来的元朝和清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建立国家政权和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或"因俗而治",或易俗而"行汉法",在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历史上或当时主流意识的国家观及其制度,分别建立起颇具特色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则从历史之势、历史之变与常相统一的思想出发,对其进行总结和阐述,为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各民族间的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具有光辉的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由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内部各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是经过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实现的。可是几千年来,在剥削阶级的文人笔下,对于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对地处边睡的少数民族地区用兵,有抑有扬,众说不一;而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挥兵逐鹿中原,则被骂成“以犬羊而干天纪,以夷狄而乱华凤”①。直至今日,仍有些史学论者认为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问鼎中原的战争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而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原…     

从《红楼梦》看清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清朝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制度,从中不仅可以发现封建王朝的宗法伦理观念和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由于清王朝是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变革时期,与以往各代的封建法律相比,其对婚姻家庭的法律控制已相对宽松。     

民族融合与制度革新——十六国北魏的历史轨迹

随着西晋政权的崩溃,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的社会现象,出现十六国纷争的局面.十六国时期的前期,北方社会的民族关系经历了从冲突到共处的发展过程,其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取胡汉杂糅方针和胡汉分治的政策.     

论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变化

春秋时期,以儒、法、道家为代表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法律思想,各诸侯国为适应政治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在法律制度上也相应地起了变化,其总的特点是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中心的成文法在各国陆续出现。新法颁布之后,在各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最终新的法律体系取代了旧的法律制度,从而使中国的法制实现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转化,使法律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并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建设起到了保障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农本工商末思想的历史演变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封建传统经济观念——农本工商末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全文分为五个部分:首先论述先秦两汉时期“重本抑末”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由此形成历代地主政权奉行不替的经济指导思想;两晋南北朝时期“贵本贱末”思想的出现和强化,则是本末思想发展史士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历史现象;从唐代起,传统本末思想基本上趋于教条化,相反,新的工商观点应运而生,并在南宋时期揭开本末问题上传统与反传统斗争的序幕;到明清时期,反对传统本末教条斗争的继续发展,在客观上适应了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最后在近代资产阶级重商、重工思潮的冲击下,封建传统农本工商末教条迅速趋于幻灭。     

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

自１８４０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清政府面对列强屡战屡败。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本文就当时清政府变法过程中以德国法为范本来改变传统中国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国引进德国法的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的积极影响作了客观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近代法制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并间接参考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效德国法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由落后残酷的封建法变为相对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法具有积极影响。     

Ancient China＇s Legal Tradition and Legal Thought

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而从未中断。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法律传统,比如重农主义的法律传统、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重伦常的伦理法传统、多元一体的民族法传统、德礼为本的儒家化的法律传统,等等。这些法律传统是以深厚的法文化的积淀为基础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也受到中国固有国情的影响——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多民族的国家结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状态等,也都给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清末修律取法日本述论

清末修律标志着中华法系的解体 ,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清末修律不同于中国封建历朝历代变法改革的最大特点 ,就是学习和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 ,使得中国法律从体例到内容 ,从法律术语到法律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成为大陆法系的组成部分。日本法作为中国法律与大陆法系法律媒介 ,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历史是曲折发展的 ,似乎也呈戏剧性 ,但我们必须正视历史 ,因为她的背后依托着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早在公元七世纪 ,当中国的唐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达时期 ,成为世界强大帝国之时 ,日本则刚刚进入封建社会 (…     

"远国家"社会形态下的刑法话语——析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研究意义

对刑法的研究历来被置于国家制度的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以来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古代中原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完全深入,为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一种“远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刑事习惯法也获得了发展与成熟的契机。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存在甚至至今留存的刑事法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当前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践及深入展开有益的探索。     

原苏联的北方部族

在原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居住着26个民族,这些民族被统称为“北方部族”。这些民族在十月革命前的社会状况与我国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社会状况十分相似,有些民族,如原苏联的埃文基与我国的鄂温克、原苏联的那乃与我国的赫哲,原本是一个民族,只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帝俄侵占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才成了跨国而居的民族。十月革命后原苏联北方部族的社会发展历程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发展历程十分相似,因此原苏联北方部族目前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对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中国法制之现代转型的当代语境解读

由于礼治文化、地理环境、民族习尚和专制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法制传统逐渐地形成一种独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法制也步入了现代转型期。在现阶段中国法制现代转型语境的变迁中,探究和梳理中国法制现代转型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清末薛允升的改法修律思想刍议

绵延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体系,至清末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西方法文化的冲击面前,传统的封建法律及文化体系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改造和重塑中国法律体系已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清末法制变革先导的薛允升,在精研中国固有律例的基础上,融汇外国法律,提出了自己的改法修律思想,并对后来的清末修律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

汉代的民族交往,主要是指汉政权与边地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也包括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与四邻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往来;而民族交往的结果,则是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其中汉匈和战,导致了匈奴的衰落和分裂,促进了南匈奴的内附和逐渐汉化;汉通西域,将西域从此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西域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汉与西羌的交往,促进了西羌的内迁和民族融合;汉与东北各族的交往,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和东北各族的汉化;汉"和集百越"与设郡统治,促进了百越地区的社会进步和越人汉化;汉开发西南夷与设郡统治,则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西南夷因仰慕汉德而内附和归化的愿望。毫无疑问,汉朝的民族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形成了中国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基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封建国家对西北多民族政治体系的构建及其影响

现代西北民族地区多民族政治体系的构建始于封建国家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封建国家时期西北多民族政治体系就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自两汉至清各代封建国家中央政府对西北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实施政治统治的结果,在政治统治过程中,封建国家也实现了西北民族政治体系的建构,对西北民族政治现代的发展也产生了持久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隋唐教育论

在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史上,隋唐教育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隋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纷争局面,统一了中国,重新建立了封建帝国.隋代统治者在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改革了教育,承袭了魏晋南北朝的教育制度,建立了比较系统、合理的教育体系,使教育能够很好地为社会服务.这也为李唐王朝以及后世的教育制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借鉴.李渊父子建立了大一统的唐帝国后,在政治上面临着如何运用整体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方针的问题.贞观君臣对儒学的政治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极高的评价,把儒学视为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政治思想武器,确立了尊圣崇儒的文教政策,提高了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健全和完善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给唐以后的封建王朝树立了楷模.     

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

汉唐同为中国古代盛世,其历史进程不无相似之处,其历史变迁亦显而易见.汉唐间的差异,都渊源于汉唐之际的魏晋南北朝.从大一统的秦汉皇朝,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到重归一统的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朝代循环".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阶段的意义,而且还使中国中古历史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路径迥异.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这种取向,实质上是与当时的南北区域背景,特别是与六朝时期特定的南北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南方在汉唐历史变迁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首先,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其地位的提高,为孙吴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基础,使中国历史的发展由东西相抗,中经三国鼎立过渡,最终形成为数百年的南北对立之局.其次,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南方文化兼融混合,最后演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而后,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天下重归一统,政治中心重建于北方,在东晋南朝得到新的发展的汉魏文化又被回馈给北方,中国历史又重新走上从汉魏西晋到东晋南朝一脉相承的发展道路.再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进而推动了南北统一的进程.贯穿于南北朝时期激烈的南北正统之争,恰恰表明了南北朝在文化上的趋同,而南北政治统一实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统一为先导.可以说,文化是南北统一的凝结剂和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