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试比较

本文通过对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的试比较,认为:一、屈原与韩愈在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屈原认为政治权力来自"祖先鬼",韩愈则认为来自天之"道";二、屈原和韩愈的施政措施也有所不同:屈原的施政措施具有非政治功利性的特点,而韩愈的施政措施具有儒学政治功利性的特点;三、在政治家角色观方面,韩愈比屈原有更强的谋生观念和儒家制欲观念.文章的结论是:由韩愈的事功可以推知,儒学政治家的政治观较少地受到屈原政治观的影响,屈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其个人人格方面.     

屈原作品中的修名焦虑

本文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屈原的情感因素。认为屈原情感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恐修名之不立"的焦虑,即修名焦虑。产生这种修名焦虑的原因有三:一,屈原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二,屈原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三,现实环境的激烈变化,导致屈原产生焦虑情绪。本文认为屈原的自杀,是由其焦虑情绪引发的抑郁症所致。     

论屈原的人生悲剧及《离骚》的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 ,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主要有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致君尧舜”的努力与“哲王不寤”的激烈冲突以及矢志而决不随俗 ,恋国而决不去国——屈原可以避免悲剧却选择了悲剧。《离骚》是屈原的血泪之作 ,其中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再现出的情感冲突、构成的悲剧情节、形成的悲剧气氛 ,无不具有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哀郢”的研究

屈原“哀郢篇”中有“方仲春而东迁”一语,自来楚辞家皆不确定为怀王何年;又有“至今九年而不复”一语,也同样不能确定为顷襄王何年.这是全篇两个主要问题,如果曼胡过去,那末,里面有许多句段将不得其解,而屈原晚年经历及自沉原因,恐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恨.兹不揣浅陋,共分三个部分,详为疏明,敢以质之大雅.     

巫官屈原九证

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刘向典校经书,分楚辞为十六卷,而王逸“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逸文自为一卷,名曰《九思》,合为十七卷,流传至今。十七卷中,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离骚经》第一,《九歌》第二,《天问》第三,《九章》第四,《远游》第五,《卜居》第六,《渔父》第七。《大招》一篇,逸曰:“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招魂》一篇,王逸以为宋玉所作,招屈原之魂;近     

端午与屈原考释

端午起于五月之祈禳，本是源于节气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的岁时之节，在汉代进入国家祀典。端午的传说主要见于魏晋以后的记载，尤其是南朝时期，所涉及的人物有屈原、伍子胥、介子推等。南渡的汉族士人由于对北方故土的眷念以及受玄风的熏染而对个性鲜明、感情强烈的屈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生活在屈原的故地，受到风土人情的感染，他们所记录的屈原传说多而情节生动，使屈原与端午的联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于是介子推、伍子胥等人物传说渐渐被遗忘。东晋南朝时，襄阳是南北交通的重镇，也是屈原传说北上传播的重要途径。历唐入宋，端午在又一次成为宫廷节日的同时，屈原已经是这节日的主角，岁时的意义已被对屈原的纪念所取代     

屈原西行考

屈原任楚国的左徒,由于上官大夫的谗谤,被怀王疏绌,退居汉北。不久,楚“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楚军,遂取汉中之郡。这时,屈原不可能再呆在汉北了。同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①所谓“复用”,只是利用屈原与齐国的关系,派他使齐而巳,并未恢复他的官职。他已“不复在位。”(本传)使齐回来,他劝谏了怀王一次。从此就销声匿迹十多年,可见他成了一个投闲置散的人物。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司马迁之于屈原

屈原和司马迁是历史上的伟人,《楚辞》和《史记》是文学史上的巨著。而司马迁和屈原无论从思想、行为,还是表现在外的文学创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从二人的思想、爱国主义精神、文学成就三方面来阐述司马迁之于屈原的种种关联。     

再论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精神,鲜明地表现在屈原辉煌灿烂的篇章之中,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认同度,然而楚辞学界却迄今未能形成共识.屈原死因中的"殉国"说时下被点评为在抗战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古为今用".有鉴于此,本文对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实质和内涵进行考察和辨析.     

论庄子的"大美"思想

“大美”是由庄子最早提出的一个原创性美学范畴 ,它在道家美学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崇尚“大美”是庄子美学思想特征的突出表现 ,他的整个美学体系都贯穿着“大美”的思想。在庄子美学中 ,“大美”思想与其崇尚自然之道、推崇淡泊无为的人格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美”的思想内涵包括澹然无极、寂漠无为的自然美品格 ,朴素、本真、天全的真美形态 ,浩瀚博大、雄浑磅礴的壮美境界。这种思想对于当代理想人格的建构和人生境界的提升 ,以及当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元初文学家郝经的文学主张

郝经是元初重要的文学家,他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有系统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观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用"的文论观点,强调文学创作要以实用为主。二是在文学创作中提出了"顺"的概念,主张文学创作要顺应事物本身的道理和形式而不主张"作文"。三是在作家的修养中提出了"内游"说,郝经的"内游"是从创作的本体上解决文学创作中文与道的关系。     

庄子文论中的生态思想解析

庄子的生态思想大致有两个层次在物质生态层面,首先他将万物不拘形式纳入写作版图,呈现出生态存在论的多元论审美观;其次他以寓言的形式阐述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关系及人在自然界的非中心位置。在精神生态层面,庄子以个人为对象,一一去除名利形貌对人心灵的遮蔽,提出无待的逍遥游境界,并指出到达的途径——体道。从物质到精神,庄子构筑了一套健康完备的生态社会体系。     

道教神仙故事中的"食秽"魔考

通过探求"食秽"行为背后所传达的仪式性魔考,可看出道教"吃粪吮疮"的神仙做事深刻地反映了宗教心灵所需要的谦卑告罪的内核。《国语·郑语》所载"龙漦"事件,说明不洁之物能散发神秘的慑服力,不洁之物也可能转化为不可侵犯之圣物。就这类故事的基本母题与其转化来观察,从最初晋朝《神仙传》中浮现的原型模式,随时代发展,基本形式被扩大并加入了许多细节,反映了民俗文化中佛道两教混融,以及宗教与民俗文学互用互染的现象,到清《七真祖师列仙传》的出现,成为这一类型故事集大成的高峰作品,随着宗教文本向文学方向倾斜,发生整体情节简化、神仙角色概念化、魔考与试探弱化等现象。     

庄子“齐物”思想探析——从“吾丧我”谈起

所谓"吾丧我",就是丧"我"之"成心",成心以己之方式切割世界,从而给他者造成了伤害,所以"成心"必须破除。破除成心的方法"莫若以明"是要求人们从道的角度来观物。以道观物即以无的态度观物。"以道观物",则"万物齐一"。所以庄子所说的齐物,不是说事物的界限消失了,而是人看世界的角度变化了。庄子在物的世界中坚持和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本身。     

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地洞》为例

在西方叙事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下,国内于20世纪末开始出现“空间叙事”这个概念,不同著述中所讨论的空间叙事,所指往往不同,有的指作品中空间的功能,有的指空间的意义,有的指叙事的空间形式,文章以卡夫卡的《地洞》为例,将“空间叙事”视为一种叙事模式来展开讨论。认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以空间为叙事“前景”;第二,以空间组织叙事;第三,以空间为意义主体。《地洞》通过空间叙事模式,叙说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空间焦虑、空间危机和空间矛盾,体现了存在与空间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下）——从电视叙事看电视节目的策划

电视策划要做"正确的"事,不要"正确地"做事,电视节目的核心竞争力是电视叙事的能力,电视叙事就是讲故事.它存在两个核心的问题,即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寻找核心句子,"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发现基本语法.     

《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思想的提出及其认识论意义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它的提出有着当时社会历史与学术思想文化上的背景.庄子之提出"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通过从正面界定其内涵,而是通过考察诸家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认识和运用上的偏差而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庄子特色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其认识论上的意义主要关涉认识的层次、对象与认识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二”“三”与“多”的观念

在哲学观念中,只要突破了"二",承认了"三",那么,"多"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因为三正是通向"多"的桥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说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关系学说,"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提法正是阴阳泛化的二元对立观念的体现。西汉哲学家扬雄首提"三分法",并由此构造出另一套与《周易》的二分法相区别的《太玄》经卦体系,进而提出种种三三见九之说。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表述了一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多元综合的复杂性思想。五行说也具有克服二的简单性观念,将世界的本原建立在复杂性的多样化基元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上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