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问题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能为解决现实民族问题提供智慧、经验和借鉴;二是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智慧和借鉴,还能给正确处理当今的国际关系以启迪;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中的“推诚布信”、“和而不同”等观念同样适合现代人的交际方式,可以成为人们交往的行为准则.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是有助于解决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二是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既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十大观点对中国甚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大一统”,二是“爱之如一”,三是“推诚布信”,四是“因俗而治”,五是“以夏变夷”,六是“先守身而后四夷”,七是“推亡固存”,八是“以水洗血”,九是“夷夏一家”,十是“以夷治夷”.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唐宪宗时期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

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民族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各个时期几乎所有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唐宪宗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和”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李绛、高骈、卢携、陈敬及豆卢的和亲思想,还是李德裕的“抚”、“诚”及牛僧孺的“守信”思想,无不围绕这一核心而驰骋他们的理论思维。第二,这一时期有关民族关系的争论都与当时的朋党之争和派系之争有一定关系。这是唐后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一大特点。正常的理论争论是必要的,因为通过争论会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但把个人的恩怨尤其是把朋党之争和派系之争牵扯进理论争论之中,不仅会使思想理论更加混乱,而且还会使一部分人的思想发生异化或遭到扭曲。第三,国家不断衰落的政治地位、已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和人们要求安定或苟安偷生的社会心态,都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四,唐与少数民族政权都在新的形势下对传统的民族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政权要求得到平等地位的意识更加强烈,并强迫中原王朝对他们已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承认。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南齐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南齐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齐高帝和齐武帝的“共伐魏虏”“柔远能迩”思想、孔稚珪等人的“通和”思想、王融的“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思想、范云的“抚以恩德”思想、顾欢“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理论观点,既是刘宋时期“修复旧境”思想的延续,又为萧梁时期“求通交好”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方针,二是以妥协让步为重要准则,三是以和平和好为基本目标。南齐民族关系思想大多适应了当时的民族关系现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略论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

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怀柔优于征伐、“御之得其道”、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怀柔优于征伐是其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御之得其道”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是其处理内政和边疆问题的基本原则。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教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其个人经历和北宋激烈的民族矛盾有关。不畏上的理论勇气、关注现实、全面与片面共存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显著特征。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儒家教义和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于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力排众议、保卫北京”,“积极防御、相机战守”,“可抚则抚,可剿则剿”三大部分构成。对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他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对稳定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明显一些,但对处理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似乎不大。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论隋文帝"君臣一体"的民族关系思想

君臣关系本是同一政权内国君与臣民的隶属关系,一般遵循儒家所规范的行为准则。隋文帝在积极吸收传统的君臣关系思想成果的同时,又在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根据隋朝民族关系的实际,形成了新的“君臣一体”思想。这一思想的前提是“普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其基本内容则是为臣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向隋称藩,保持臣节,岁岁朝贡,永服威刑;其特征和目的是把传统的伦理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和传统的政治思想中的君臣关系扩大化,将不同政权的君臣视同自己的臣民,以恩威并施手段,保证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处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以达到边境安宁、太平无事的目的。这一思想的实质仍是民族压迫与民族剥削,君是绝对意义上的君,对少数民族政权操有征伐、征调等大权,而臣是相对意义上的臣,有时与奴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邓小平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本文述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思想。认为 ,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的时间和标志的观点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的观点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的观点以及“两个离不开”的观点。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理解和阐释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四大关系”的处理——一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视角的分析

新时期，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处理好“四大关系”，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辩证地分析每一对关系，并依据当前中国国情探寻有效实现方式。其基本路径有：正确看待各民族间客观上尚且存在的差异性问题，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问题，增强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性问题。     

彝族与古濮人关系论析

民族自称是一个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显性特征之一 ,它往往与该民族的源流有一定关系 ,用自称当中的一些特征往往可以廓清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线索。彝族自称中的“濮”、“泼”、“拔”等特征是古“濮人”之“濮”在彝族文化 (自称 )中的延续 ,“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彝族的源流关系。本文以史籍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 ,参考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论证彝族与古“濮人”之间的关系     

明成祖经营贵州述论

明成祖为加强对贵州地区的经营,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政策:政治上注意稳定政局,因俗而治;经济上实行减免税收、发展生产等民族政策;军事上剿抚并用,抚谕为先;文化上发展儒学,兴办教育。明成祖这些政策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贵州地区的发展。     

“世居民族” 与“居住民族” 称谓指向辨析

“世居民族”与“居住民族”称谓指向已不仅仅是民族学意义上的话题,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文本简要梳理了“世居民族”与“原住民族”、“世居民族”与“土著”、“世居民族”与“居住民族”的边界及其关系,指出“世居”不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倘若一味强调民族世居,容易滋生地方民族中心主义和地方本位主义思想;在民族杂居聚居已日益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和趋势的前提下,为了避免一个民族在此地为“世居民族”,到彼地又为“外来民族”的尴尬,真正体现各民族平等,必须淡化新、老地域人的界限,淡化民族世居身份和族群意识,慎用“世居民族”概念,启用“居住民族”称谓。     

胡寅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胡寅是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思想家。胡寅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探求国家发展之路。正值北方陆沉,金兵南侵,民族矛盾尖锐之际,其民族关系思想逐渐成熟,主要表现在：“天命所钟”论华夷、反对“华夷之交”、“德能配位”为正统、力主北伐、号召复仇以及“内治民安,边圉得人”五个方面。胡寅的民族关系思想既反映了时代的特性,又具有强烈的“义理化”倾向,对南宋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和后世处理民族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论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

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但在评论隋代民族政策时,大部分人对隋文帝时期加以肯定,而对隋炀帝时期极力否认,认为他“抚之非道”。①其实,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有许多是继承隋文帝的,隋代民族关系的高涨也主要在大业初年。所以,关于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是不可忽视的,很值得加以总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