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方言语气词“哇”的探析

大同方言语气词“哇”的语音形式为[?a30],句法位置不限于句子末尾,还可置于句中停顿处。从句子功能和表达语气看,它可用在疑问句、祈使句、陈述句和感叹句末尾,表示疑问语气、祈使语气、提醒语气等;它用在句子停顿处时,表示延宕语气。与普通话语气词“哇”不同的是,它可以与“么、哩、呀、呢”等其他语气词连用,组成“哇么、哩哇、呀哇、呢哇”等,表达新的语法意义。同时,大同方言语气词“哇”可出现在元音“u”后,还可出现在“i、n”等元音或辅音后,语音环境独特。探析大同方言语气词“哇”,可以帮助我们初步认识大同方言语气词的面貌。     

“啊近代汉语后期语气词”与“呀”、“哇”、“哪”的关系——以《聊斋俚曲》为例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词”呀、哇、哪”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哇”、“哪”与“啊”的关系错综复杂。“呀”、“哪”在成为“啊”的变体前，均为独立的语气词，在被纳入“啊”的音变轨道过程中，它们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哇”与“啊”的关系相对简单，完全是适应“啊”的音变出现的新形式。“呀、哇、哪”成为“啊”语音变体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逐渐展开，清末大致完成。     

谈“那么”等的规范用法及其在口语中的错用

当前口语运用中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误区。“那么”、“哇”的滥用，“啊”与“儿化”的不规范使用，以及“粤语化”倾向，就是这个误区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文章列举了误用的种种表现，并对它们的规范用法作了理论阐述     

试论藏族"塔哇"的产生

"塔哇"是藏族的一种村落形式,它是对寺院周围村庄的特称。既然是特称,就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表现在它的含义上,也表现在它的形成上。"塔哇"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研究它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地力山土族生计方式与家庭经济结构

地力山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杓哇土族乡的一个纯土族自然村。由于特定的历史、自然和社会原因,形成了以农为主牧业为辅的传统生计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兼事务工成为了传统生计方式的补充。在地力山土族家庭经济过程中,生计方式支配着资源要素的投入方向,而资源要素在不同方向上的配置最终构成其家庭经济的各个形态,形态之间以及具体形态内部存在的动态性,为其进一步调整提供了内在条件。     

唐代“折柳”风俗考略

文章从柳树的特点和功能入手，分析介绍论述了我国古代“折柳”风俗的源起与发展、唐代“折柳”诗词的盛况以及与“折柳”相伴的诸多“柳”的民俗事象     

名人与柳

春来柳先知。柳是报春的使者。人们喜爱柳,不仅因其有“东风勾起垂杨柳”的万条绿丝,还因能从“无心插柳柳成阴”的顽强生命力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古往今来,不少名人与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或爱柳、种柳,或画柳、咏柳,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趣闻轶事。晋代才女谢道韫是谢安的侄女。     

生计框架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生计框架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底层动员和地方主导的发展。其基本假设是“穷人并非一无所有”。它以农户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农户的优势而非需求入手,分析其生计资本、内在潜力以及采取的生计策略。该框架侧重于从减贫的维度切入农村问题,倡导一种基于穷人现实和“以人为中心”的农村发展。它认为农业只是穷人获取生计资源的一种生计策略,强调关注个体和农户所从事的职业、维持生计的多种方式和复杂生计活动的组合。它将农民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能利用各种资源积极构建生计策略且有能力改变社会结构的行动者。它关注土地与贫困的动态变化过程、社会结构对土地资源获取的影响以及土地资源的分配、组合与利用的微观实践和背后的权力与政治关系。生计框架的工具化和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复杂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因此受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批评。     

藏族骨系血缘外婚制的“非正式制度”解析——基于文献稽考与安多农区的田野实证

从古至今,藏族都在通过"神话、史训、谚语、宗教警告以及习惯法"等对本民族"血亲间禁止通婚"进行约束,执行惩戒。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将视域集中在"婚姻习惯法"的做法遮蔽了其他重要的部分。因为,藏族历史上对于"血亲外婚单位"的界定存在差异,导致当代部分藏区在"血缘外婚"的适用上有所区别,甚至与《婚姻法》相冲突,安多绒哇即是一例。故此,引入"非正式制度"的理论视角解析安多绒哇"骨系"血缘外婚制的发生机理、惩罚机制,将为学界研究提供一种思考方向。     

社会空间视角下“淘宝村”的生计模式转型研究

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市东风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村落社会空间迅速变迁与重构并极具特色,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生活空间的变革,形成前店后厂式的新型居住空间;商业空间的出现与发展;生产空间的扩大,专业工业园区的建立与完善;“网络+实体”的产销模式造就多元的产业空间。究其原因,生计模式的转型是促成乡村社会空间变迁的主要因素。在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下,新的生计模式呈现出自发性、多元性与科技性的特点。社会空间的变迁与生计模式的转型不是单一的互为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关联。一方面,生计模式的转型促进了村落空间的变迁,另一方面,社会空间的变迁也为了适应生计模式的转型而不断做出调整。从现阶段的发展结果来看,村落社会空间为淘宝村实现生计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可能,同时生计模式的转型促使村落社会空间走向多元发展。     

尺牍中的屠隆文化形象

以明代万历年间作家屠隆为研究对象，以尺牍作为研究媒介，首先通过来往尺牍中屠隆友人的评价，彰显出其“吏才”“文才”。其“吏才”主要表现在地方任职期间的爱民之心与惠民举措，而“文才”则表现在对其文名声誉的总体称赞以及对其作品的具体褒扬。其次通过屠隆尺牍中体现的“出处矛盾”来还原屠隆的自我“写真”。最后通过晚明文人对其“炫才破法”的客观写照，试图还原出屠隆的真性情、真才子形象。     

新中国的乡村传播实践——基于“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分析

对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乡村传播,并以“移风易俗”“忆苦思甜”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重塑乡村生活的艰辛历程等系列问题,以“十七年”间拍摄和放映的电影为对象,对选题、人物形象、情节表达等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在新中国“十七年”间,电影《儿女亲事》等抨击旧婚姻制度,歌颂自由恋爱的婚姻和宣传新婚姻法,《槐树庄》等电影则呈现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电影《神鬼不灵》等是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电影,这些电影对旧民俗、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使民众开始重新认识社会的习俗和习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就在“移风易俗”的电影中逐渐出现和建立了;电影《暴风骤雨》《白毛女》等成功刻画了旧制度中人民遭遇的苦难,表明革命是不能在传统的旧风俗土壤中自动生成的,反映的进步思想是社会是前进和发展的,必须与反动阶级和落后势力进行斗争,通过“忆苦思甜”来建构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十七年”所力推的这项农村题材电影文化政治传播既是国家对内传播实践的创举,又柔性地将乡村政治引导到新的社会形态中,成功地实现乡村治理的社会主义转变。     

新旧《唐书？地理志》各州领县户口系年考--从州县建置的角度

《旧唐书？地理志》多数州府均有两组领县和户口数字,分别记为“旧领”“天宝领”,个别府州另有记为“天宝后”“领县”“元和领”“今领”的领县情况。根据州县建置及变动情况,可将这些不同时期的领县及所领户口的年份大致推定为：“旧领”为贞观十三年,“天宝领”为天宝十三年,“天宝后”为天宝十四年至乾元年间,“元和领”为元和十四、五年,“今领”为大中后至光启三年,“领县”多为天宝末至宝应年间。《新唐书？地理志》各州只有一组领县和户口数字,除京兆府下有“天宝元年领县”字样外,其余州府均直接记为“领县”。《新志》所记户口与《旧志》“天宝领”所载户口数大同小异,应是同时期户口数据,但是领县年份却与户口年份不同,《新志》各州领县时间当为天祐三年后。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中国科学家的分层及异化现象——以屠呦呦获奖为观照点的分析

科学共同体中的分层与科学家获得的认可与评价体系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家获得的科学奖励的层次。屠呦呦作为一个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海外留学背景,头上更没有中国两院院士的桂冠的“三无”科学家,却通过长期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在中国本土做出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原创性工作,并得到国际学界认可。这人被称为“一个‘庶民’科学家的胜利。”[1]然而,“屠呦呦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这对中国千千万万的科学家尤其是青年学者来讲,如何“冒尖”,从金字塔的底端上升到顶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大科学时代,他们在科学界的分层等级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足够有效的资源支持,而这又是决定科学家能否将其才智贡献于科学事业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条件。      

无有不极也,无有一极也 ——关于究竟何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之辨析

在反思与总结宋明儒学时,王船山对本体问题非常关注,且提出“太虚”“天”“太和”“道”多个本体概念。然而,本体只能有一个,那么,到底何为其真正本体呢?实际上,王船山乃以“太极”为真正本体,并从“太虚”“天”“太和”“道”多个角度进行疏解,进而对“太极无端”性质进行辨析。总的讲,他关于“太虚”“天”“太和”“道”之言说多为对张载思想的继承,而关于“太极”本体之言说不仅是对《易传》《太极图说》的继承,也是对《易传》尤其是《太极图说》的发展。     

“新”道义悖论--动态道义悖论及其哲学分析

在解析道义悖论的过程中,逻辑学家们给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也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梅耶尔将道义逻辑归约为动态逻辑,并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很好地消解道义悖论。但阿尔伯特指出,动态道义逻辑中仍然会出现“新”悖论。“新”的动态道义逻辑悖论与“旧”道义悖论之间有很多联系与区别。从哲学角度分析,动态道义悖论的出现缘于新算子的引入、新特性的刻画。一些所谓悖论只是动态道义逻辑的定理导致不符合直觉的结果,另一些与承诺悖论相似,缘于动态道义逻辑并未充分表达某些重要的道义概念。在“新”的道义逻辑系统中出现的“新”悖论,既有新特点,又与“旧”悖论有相关之处。道义悖论研究正是在这种“新”悖论与“旧”悖论的更替过程中不断推进的。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建党百年视域下大学生“四史”教育论析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巨大变化。这得益于全党上下始终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强调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当代青年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大任。在建党百年这一新的历史时期,这一重要群体更应该加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教育。通过“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具体实践,围绕大学生“四史”教育诸多侧面的展开,力求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土族青年族群认同问题研究

族群认同通常包括族群认知、族群情感和族群行为等三个维度。土族青年在族群认同的维度上存在着不同差异,对他们的族群认同差异受哪些因素影响？族群认同与文化习性之间又存在怎样的相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深入了解土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化融合中的良好心理适应能力。该调查研究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