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娜拉形象的审美实质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娜拉形象的主要意义在于她体现了“易卜生主义”的“叛逆精神”。本文认为娜拉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其意已远远超过人们对她所作的种种社会学批评,同时也超过了易卜生对她的期望。娜拉所体现的普遍的艺术精神,亦即她所具有的超时空的艺术魅力,主要不在于她是“叛逆的先驱”,而在于她对现实的超越和未来的向往。基于此,本文对娜拉的最后出走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     

“娜拉走后怎样”：论张爱玲以小说创作对鲁迅思想的延展

1923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其后两年,他又以小说《伤逝》形象地展现出觉醒的女性在出走后遭遇的不幸命运。《娜拉走后怎样》与《伤逝》深刻地揭示出个体解放并不等同于个体自由的获得。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受到了张爱玲的关注与赞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等小说中,张爱玲延续并拓展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思想。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思索也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之一。     

冲突与选择——再评娜拉

易卜生的三幕剧《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介绍始于五四前夕,由于契合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娜拉”成为一个时代的男男女女肯定自我,并与传统社会束缚决绝的代名词.然而,娜拉的形象绝不仅仅是一个贴上了某种意义标签的符号,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易卜生和他笔下这一不朽的文学典型,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娜拉自己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生活.俄底浦斯情结使她纠结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到最后才在破灭的理想中选择坦然面对现实.     

娜拉和林道静——《玩偶之家》和《青春之歌》女主人公比较分析

一八七九年挪威大戏剧家享利克·易卜生,发表了誉满世界剧坛的名剧《玩偶之家》,塑造了一位冲出玩偶家庭、走向社会的女主人公娜拉艺术典型。八十年后,一九五九年我国作家杨沫,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优秀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歌》,摄制成影片之后,冲出封建家庭、走上革命征程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成为国内外观众赞扬和学习的楷模。娜拉和林道静,尽管她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国别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娜拉在剧中最后一幕临别玩偶家庭时的谈话,被誉为一篇“妇女独立宣言”;林道静先后两次冲出封建家庭,步入新的人生,被赞为一曲妇女解放之歌。但两部作品又都曾受到非难和指责。《玩偶之家》最初在西欧上演时,有人辱骂娜拉的出走是大逆不道,放弃了“妇女应尽的家庭责任”,攻击易卜生是个不道德的作家,污蔑他破坏了欧洲“善良的家庭秩序”。在我国也有人对林道静和作家本人肆意歪     

出走“娜拉”的尴尬——现代爱情喜剧的性别透视

“娜拉”出走后的沉浮遭际,构成了中国现代爱情喜剧的主要题材特色。文章在归纳了中国现代爱情喜剧的发展线索之后,从社会性别角度,透视了出走“娜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陈白露是“堕落”的“娜拉”吗？

曹禺剧作<日出>中的女主角陈白露是曹禺剧作中少有争议的女性形象之一.大多数人把她看作是中国"娜拉"的"堕落型".曹禺在<日出>中不是为了给"娜拉"中国版找一个范本.相反,陈白露这一"交际花"的形象恰恰证实了曹禺对中国传统妇女"贞操观"与众不同的看法.     

出走“娜拉”的尴尬－－现代爱情喜剧的性别透视

“娜拉”出走后的沉浮遭际，构成了中国现代爱情喜剧的主要题材特色。文章在归纳了中国现代爱情喜剧的发展线索之后，从社会性别角度，透视了出走“娜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一位绝代佳丽的文化命运遭际--谈三个王昭君的人物形象

王昭君在马致远、郭沫若和曹禺的笔下分别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马致远的《汉宫秋》里 ,她是一位富有民族节烈光环的明妃 ;在郭沫若的《王昭君》里 ,她是具有叛逆意识的娜拉 ;而在曹禺的《王昭君》里 ,她又成了肩负民族和解使命的阏氏。这不同的形象 ,分别是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时代精神的映现。但这三个形象有一点相同的是 ,她们都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的载体 ,不过这种“士”的精神只是一种守成性的 ,而不是创造性的。     

浅谈娜拉与子君的“出走”

19世纪末,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在挪威、伦敦正式上演,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决裂出走时的关门声在全世界回响。40多年后,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也在喟叹多次后默然离开家门,跨出永远离开丈夫的艰难步伐。这两位女性,都剖有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最后却都走上叛逆出走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旋风倾覆了他们的生活之舟呢? 1 “我是一个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这是《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非人”地位后而发出的呼喊。挪威位处于欧洲边陲,经济发展较慢,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才开始活跃起来,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的呼唤,此时才在这儿得到回响。娜拉便是这样一个要唤回自我并要求独立的地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从“军师”到“母亲”——凌叔华小说《小刘》解读

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五四”女性勇敢地走出了国门。凌叔华把自己最深切的关注,投射在了“中国娜拉”们出走后的命运上。她们仍挣扎于传统与现实之间,不过是家庭中有文化的婉顺的“贤妻良母”。短篇小说《小刘》正是通过小刘婚前曾是激进泼辣的“军师”到婚后变成平庸麻木的“母亲”的鲜明对比,表现了传统女性意识对妇女的束缚和摧残,深刻揭示出女性解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重思赵树理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

赵树理与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鲁迅的农民形象中包含的对国民性改造的绝望,来自于对大环境的静止化理解;而赵树理切实地生活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所以塑造了完全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式现代主体性的农民形象.从中国小农社会产生阶级及公共意识的可能、赵树理笔下的新式娜拉和阿Q形象分析、社会主义经验和东方小农伦理对赵树理文学的关键影响,可以窥见赵树理文学独特性产生的原因;也是从这些方面出发加以分析,赵氏打破了鲁迅的“国民性”魔咒,例示了新的底层文学的叙事模式.     

《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终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娜拉形象,因其觉醒和出走震惊了世界文坛,成为女性解放的代言人,娜拉精神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女性与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进行斗争。《康蒂妲》和《终身大事》是在娜拉精神的感召下分别由萧伯纳和胡适创作的剧本。三部戏剧都是以女性在婚恋生活中遭遇的困境为出发点,反映不同社会环境下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问题。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在人物塑造和表现深度上各有差异,但她们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娜拉精神对世界文学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部对经典的重构？——解读耶利内克《娜拉出走以后》的“双性同体”意识

具有强烈女权色彩和社会批评意识的耶利内克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女作家,她的《娜拉出走以后》好似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重构。但耶利内克的本意并不是要颠覆经典中的娜拉形象,而是要从女权的角度构建一个新的娜拉,回答出走后的娜拉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抗争。本文试图从双性同体角度解读《娜拉出走以后》的女性意识,从而揭示耶利内克对两性关系的审视和思考。     

论电影《伤逝》中的多重镜像——兼谈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

在电影《伤逝》中,子君与娜拉、涓生与子君构成了多重镜像。子君由于爱的匮乏而大胆地学习娜拉的举动,重复娜拉的话语,在镜像娜拉的启示下,她开始发现了自我。子君在获得爱情后,依附于涓生,很快忘却了娜拉。而涓生则将自己的启蒙理想投射到了子君身上,子君其实是他心生的幻象,以此来向现实抗衡。平庸的子君形象是他自卑心理的呈现,他要离开子君,就是想要抛弃旧我,获得新生。电影的改编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导演需要在把握原著精髓基础上进行艺术形式的转换。     

当代“娜拉”们何去何从？

在《玩偶之家》的娜拉举着“为女性争自由”的大旗、挥舞了三十多年已是疲惫不堪之际,被誉为“物质文明过程中的精神美的捍卫者”的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为我们推出了两位当代的“娜拉”,即她的《瓦格纳作品音乐会》中的乔治娅娜婶婶和《花园小屋》中的卡罗琳;用她们的人生经历,重析彼时之社会冷暖,按摸女性之生息脉搏,对“女性追求”这一母题做一番新的思考,为当代“娜拉”们究竟何去何从寻找解答。     

出走与反抗：叛逆女性之路——娜拉与娜嘉形象之比较

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与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笔下的娜嘉这两个文学形象进行了分析比较。娜拉和娜嘉同是为了跟不幸的命运抗争，做出了离家出走的抉择，她们的出走表现了觉醒女性的反叛和坚强，但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娜拉的出走是绝望地逃离，而娜嘉的出走，则充分展示了知识女性的理智与自信，娜嘉比娜拉走得更远更清醒。     

試论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

《安娜·卡列尼娜》是十九世紀伟大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不朽的艺术巨构之一,它不仅画幅鮮明,真实地反映了过渡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风貌,而且艺术形式完美,情节动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发表以来,小說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一直在激蕩着世界讀者的心灵。早在二十世紀初期,托尔斯泰这部杰作就已被介紹到中国来了,它在我国讀者中流传很广,影响也大。“五四”运动以来,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的形象一起,在中国进步讀者的心目中,差不多成了“叛逆女性”     

是"时代差距"还是"文化差异"——评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全个人主义"妇女观

娜拉和子君是新文化运动初期 ,知识分子为树立“新的妇女观”而引进和创作的两个“新女性”形象 ,但两人“出走”的涵义却大相径庭 ,一个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女性生活中的成功蔓延 ;一个却宣告了西方个人主义在东方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中引进的失败。以往研究过于注重两者之间存在的“时代差距” ,忽视了其间的“文化差异” :个人本位的自我解放不同于群体本位的恋爱自由———这正是东西方近代妇女观转型的不同文化特质之所在。     

丧“偶”之痛——娜拉出走原因之话语分析

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出走之原因历来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娜拉的女权主义思想鼓励她离开玩偶之家;有观点认为失去在家庭的统治地位使娜拉极度失望,愤而出走。笔者赞同后一观点,认为娜拉最终出走的原因在于她失去了从前那些可爱的玩偶,变得心灰意冷。鉴于目前尚无人运用话语分析来证明此观点,文章试用该理论进行分析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