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米特政治哲学解读

近代以来,宗教神学经历了韦伯所说的"祛魅"历程。与韦伯同时代并受其思想影响的德国政治哲学家施米特,以其深刻的理论向我们展示了神学祛魅后的宗教命运:通过对拜技术宗教的深入分析,使他对政治的理解带有宗教色彩。施米特对政治的过度强调,也使他忽视了导致技术盛行的其他重要维度,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论述经济—技术阶段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有待商榷的理解。     

从“资本的逻辑”到“决断的逻辑”——以施米特与凯尔森的分歧为视角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切入,构造了“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施米特从政治危机切入,构造了一种区别于凯尔森“纯粹规范论”的“主权决断论”。施米特深刻地揭示了“决断”这一似乎是完全空洞的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他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黑格尔“辩证的决定论”的经济学版本,则是忽视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误读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如何以马克思“资本的逻辑”为参照,构造一种“决断的逻辑”,以作为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抓手”,当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论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原则

施米特对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关注颇具理论深刻性,其观点也是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痼疾的诊断:这种政治是一个反政治或“政治不成熟”的政治,缺乏决断和机缘论是其关键所在。而真正的政治与浪漫主义的审美本质相冲突。施米特作品中的“好战”标志,是他否认政治的浪漫主义、形而上学、道德或经济能够成为真正政治的标准。因此,在施米特与马克思之间的一致性仅仅在于涉及到他们共同否定的东西方面,如何通过读施米特走向马克思显然是个重要且繁难的问题。     

论施米特的政治神学

近年来,在施米特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神学化转向,认为施米特政治理论的根本基础在于其基督教信仰。针对这种神学化解读方案,需要全面梳理和分析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意义,从概念上为深入理解和讨论施米特的政治理论奠定基础。所以考察施米特对政治神学概念的使用、政治神学与世俗化问题、政治神学与主权决断、政治神学与政治概念以及后人对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借鉴和批评,澄清对神学化的误读。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依然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     

从春秋公法到天下秩序的现代重建——以宋育仁《公法驳正》为中心

宋育仁写作《公法驳正》批判欧洲国际法体系,运用《春秋》义理构建普遍主义新天下秩序。晚清“春秋国际法”范式可按思想文本和历史实践予以区划,宋育仁是罕见地对国际法原理及其理想世界方案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他反对伦理与政治的“脱嵌”,提倡家国天下一体的礼法秩序,并主张不同于“世界主权”构想的以民本—治理权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宋育仁春秋公法学所体现的“古典的现代性”方案至今仍有其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     

知识规则论:诺思制度经济学解读

作为一种“朝向经济事实本身”的“复杂性理论”,诺思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基础是“知识规则论”。知识与规则的实践互动,“知识—规则”与人口、资源、技术、资本的多层次“解释学循环”,构成诺思理解经济现象的核心框架。从“知识规则论”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诺思制度经济学的本质、特点、创新之处及其“潜在可驳性”。诺思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构主义的。在哈耶克“自由秩序理论”语境下,建构主义有其“潜在可驳性”。在经济哲学视野中,以经济绩效为目标的诺思制度经济学,可能适用诺思自身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评价——“已经将一个基本矛盾铸入其模型之中”。     

本体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思考

一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一个难以超越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释义者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框架去同化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点的自然理论,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理论还原为目然理论;另一方面,具有历史主义倾向的释义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框架去同化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点的历史理论,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理论改装成历史理论。于是,我们便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图象:一个是作为自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心脏是物质本体论,它的骨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作为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心脏是实践本体论或“人类学本体论”,它的骨架是历史唯物主义或“人学唯物主义”。     

文化实践论：实践哲学的现代形式——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实践理论

本文论述了实践哲学的历史嬗变过程,分析了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实践哲学中被政治遮蔽的文化线索以及培根“科学—技术”实践哲学对其的纠偏和补充作用。在这种互补中文化的意义逐渐丰富。这两种传统在马克思“劳动—社会”实践哲学内实现了综合。但是,马克思由于革命的需要而关注了社会实践中的组织制度方面,而没有过多地关注其文化方面。雷蒙·威廉斯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文化实践理论,成为传统实践哲学的现代形式,丰富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社会实践理论,发扬了社会实践中的文化内涵。威廉斯的文化实践理论以实践哲学的伦理、政治范畴为出发点,突出了文化的政治实践和生产实践,形成了总体性的文化和文化实践观。它阐释了文化实践的可能性、主要任务和内容以及文化实践的理想问题。它将马克思的“社会改造”转换为“文化改造”,将“社会革命”转换为“文化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凸显和实践哲学的现代形式,威廉斯的文化实践理论丰富了马克思社会实践理论的文化内涵,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以实践思维方式解读中国梦战略”的方法论意义

如何解读中国梦战略,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方法论问题。对中国梦战略的解读,应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路,即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倡导的实践思维方式去解读,以主体的实践作为理解中国梦战略的切入点和立足点,从而才能够阐释出中国梦战略的“基本内涵、出场意义和实现途径”等所富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呈现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意蕴,由之所开拓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中国梦战略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它把“中国梦战略”理解为一个受具体实践规定而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把实现“中国梦战略”理解为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地协调处理一系列重要矛盾的历史过程。     

波普尔的试错渐进理论及其对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启示

卡尔.波普尔的哲学以“否证论”为其整体标识和理论旗帜,从中引出他的“否证技术”即“试错渐进”的理论和方法。波普尔的此论以研究人的实际活动为要旨,其观点一元地贯彻在他的认识论、自然观和历史政治哲学之中。马克思的哲学也以此为要旨,但他的活动论却是实践论。应该以实践论为核心,一元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波普尔的试错渐进理论,揭示了人的认识的和社会的具体活动的机理,这对于理解马克思实践论中关于具体实践的原理,进而理解全部马克思哲学具有很大的启示价值;但这种试错渐进理论,不承认人类总体性实践及其规律,更看不到这些规律通过“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检验作用制约着相对规律的形成和展开,这又是片面的。波普尔只承认“趋势”而不承认“规律”,只承认“科学预测”而不承认“历史预见”,这仍然是由于他不了解人类生活的实践本质,离开了马克思的实践论来“批判”马克思的历史观。     

给予与创造:认识本质的历史把握——解读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本文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施米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的专题研究成果。作者集中讨论了该书中施米特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之上的经济认识论思想。特别是施米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本质的研究 ,即从经济学意义上的物化工具中介论 ,到对认识本质给予性与创造性关系的历史认定 ,最后提出在工业文明之中所谓的世界的构成命题。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寓于他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论述中 ,贯穿于他的讲话、谈话、批示中 ,体现在他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在继承实践唯物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把实践的观点提升到全部哲学思想首要的和核心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是以“实践的观点”为切入点的 ,也是以“实践的观点”的丰富和发展作为最重要的成果而显现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试论江泽民的政治观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讲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这一根本问题认识上达到的新水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创造性继承,是江泽民同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群众观在政治观上的反映,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理论概括。学习和研究江泽民的政治观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全面落实“讲政治”要求,更…     

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从黑格尔谈起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透过施米特政治哲学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施米特政治哲学在西方是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这缘于他对政治的独立理解,即敌友划分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解,并以这种极端现实化的政治理解来挑战马克思的理想政治制度.回应来自施米特的挑战和深入阐发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马克思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即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寻找和构建更符合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     

葛兰西主义与文化政治学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转向”之中,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这可以从“葛兰西主义”一词的流行得到证明.无论是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还是英国的新左派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或高或低地举起了“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旗帜.尽管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并没有一个既成的完整体系,但还是可以在他有关文化问题的众多论述中找出一个明晰的文化政治逻辑,即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基础性作用.葛兰西的文化政治思想是以他的实践哲学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他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为基础的.鉴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历史现实,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从政治经济学转到了文化政治学,并由此而建构起了一种为当代各种新左派运动所采纳的文化政治理论范式.他所引领的“文化转向”集中代表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大空间秩序视野下的国际公法——从欧洲国际公法到全球国际公法的梳理

国际公法秩序在现时代所遭遇的危机使得必要从大空间秩序的视角去重新思考国际公法秩序的基础和本质问题。施米特基于大空间的视野对欧洲国际公法秩序的讨论构成了国际公法演化历史的独特解释范式。基于施米特的大空间的视角,可以辨识出国际公法秩序发展的三个阶段：欧洲阶段、实证阶段和全球阶段。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空间概念也表征为政治的、规范的和思维的。基于此,政治地理学从物理空间的范畴走向了想象空间的范畴。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公法秩序的历史发展表现为从欧洲国际公法秩序向全球国际公法秩序的典范转移,其表现形式是人权法的强行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