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

根据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对阶层聚类,只是解决了社会分层中的类型学问题。在阶层聚类的发生学问题,即成员资格竞争条件和社会流动的路径依赖方面,社会资本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一项全国性阶层分化调查数据分析,根据“流动表中成员获得初职的家庭背景影响”、“社会关系在决定社会分配中的重要性排序”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获得中,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社会资本在阶层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整合和集成作用。社会资本使权力、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相互保持稳定兑换,减少风险,增值增效,也强化了阶层的封闭性。社会资本诱导资本与公共权力结合和相互渗透,扩大了公众的不公平感。这使国家管理者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互动中面临着交换的权衡和被收买的考验。     

“举孝廉”小议

吕叔湘先生《<通鉴>标点琐议》一文(载《中国语文》1979年2期)认为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一句孝廉不宜读断,说,“孝廉分科,前所未闻。各一人实指一郡一人,一国一人。而非孝一人,廉一人。”对吕先生的这个意见,不敢苟同。《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王先谦《补注》说,“俞樾曰:‘谓孝与廉各一人,非郡国各一人也。’汉制有以孝举者,有以廉举者。故元朔元年有司议曰:‘不举孝……,当以不敬论;不察廉……当免。’是孝重于廉也。《冯     

社会共生论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新阶层分析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由此产生重新划分社会阶层的必要性。社会共生论认为,社会阶层应该主要依据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关系进行划分,于是就出现了新资本阶层、新知识阶层和新劳力阶层三个新兴阶层。这三大新阶层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陷。只有不断优化各阶层间共生机制,使新资本资源、新知识资源、新劳力资源以及其他社会资源能够得到较好地整合和配置,在社会各阶层间有序合理的流动和分享,才能达到新阶层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布迪厄的阶层场域论与阶层的形成

布迪厄的阶层场域论对我们理解阶层的形成很有启发。他认为,在场域或社会空间中位置相近的人,就构成一个阶层;而阶层的差异是由各种资本的实际占有量和资本的结构决定的;不同阶层的成员,总是在各自阶级惯习的约束下,带着自己特有的阶层秉性,进入不同品味的场域,并通过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明自己的阶层身份。我们由此得知,阶层的形成主要取决于资本要素,但也受惯习的影响。     

也谈劳动力个人所有问题——与詹彪同志商榷

詹彪同志在《劳动力所有权,还是劳动的社会形式》 (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三期,简称《还是》)一文中认为,劳动力个人所有这个概念,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是不必要的。他说:“对生产要素的占有,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只有使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对生产要素的占有,也不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只有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即特殊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才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因此,我认为作为生产关系要素的,是劳动的社会形式,而不是劳动力所有权。”     

在颂扬和陶醉中滑坡——对近几年《三国演义》研究的批判与分析

概说:现象与现实 近几年在对明清小说研究中,对《三国演义》的研究表面上似乎更广泛深入开来。然而统观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三国演义》的性质、主题的评说,还是对其艺术成就、创作方法等方面的探讨,无不是一种浮于表面的浅尝辄止的因袭,甚至流于一种盲目的“颂扬”和“陶醉”之中。大凡论文著作无非在“肯定智慧、重视谋略、歌颂武勇、奋励图进、积极入世、秉公执法、提倡求实”等方面下“功夫”。有的学者在分析其“知遇之感”时,甚至认为它“具有使政治人性化和理想化”的功能。更有些学者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三国演义》就其艺术成就来说远不如《红楼梦》、《水浒传》,但在民间读者中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后两者;从作品的遭遇来看,《红楼梦》被目为‘诲淫’,《水浒》被视为‘诲盗’,屡加禁止,而《三国演义》却能幸运地被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普遍喜爱。基于     

观点摘编

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两重性 卢现祥(《贵州财经学院学报》’96.)认为,一方面,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往往与冒险、寻找机遇、创新等现象有一定的联系;机会主义的对立面就是保守现状。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会对     

关于再生产的公式-——读经典著作札记

在《市场理论问题述评》一文中,列宁反驳了认为数学公式是“证明结论”的论点。列宁写道:“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经典作家运用数学公式,从来都是用于“绘图说明”已经“解释清楚”了的理论的,既未用它来证明结论,也未用它来推导出什么新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认》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中,运用了一些简明的数学公式,对于我们理解再生产理论,很有帮助。但是,关于     

我国现代慈善资源的动员机制

立足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探讨了决定我国慈善资源动员机制的三大要素:慈善组织的合法性、慈善组织的信任资本、慈善组织网络。认为这三种要素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彼此间的均衡发展将使慈善资源动员机制优化,动员效率达到最优。我国慈善资源的筹资动员机制将更加注重社会交换和信息传播的策略。     

财富、文化、社会关系与声望的聚合体——20世纪前期华北的村庄领袖阶层

村庄领袖阶层特指在村一级社区内占统治地位、支配地位的权威阶层。他们既是村中相对富裕的阶层,也是草根文化权威,同时,其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的拥有量在社区中也处于绝对优势。他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多种乡土资源的共同载体。拥有多种资源是村庄领袖区隔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指征,其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多种稀缺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任何一种所能单独决定。     

关于知识分子"新概念"

从网上看到李德顺先生《“知识分子”新概念》一文,也看到其他好几篇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心有所感,也想一吐为快。李氏破除了《辞海》所谓“有一定文化的脑力劳动者”之解说,并认为它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学界定,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接着又破除“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所谓文化社会学界定,并提出了他的“知识分子新概念”:“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就不能不斟酌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     

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到,巴尔扎克“在深刻理解现实关系上总是极其出色的。”恩格斯则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致哈克奈斯》)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或通信中都经常提及巴     

论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定位

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 ,必须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 ,为此 ,必须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定位问题 ,准确把握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实践前提 ,具体判定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状态和发展方向。当代中国“人”是已经超出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转变的人 ,也是具有多元组合并在实践中梯队式迈向未来的“人”。当代中国“人”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一是要确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是要找到通过改革、开放、发展来实现目标的前进之路 ,三是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壮大社会先进阶层 ,扩大中等阶层队伍 ,带动社会后进阶层的人们。支持、鼓励、争取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经济富裕、政治进步、思想高尚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精英。     

女媭为屈母说

研读《离骚》,会碰见“女媭是谁”的问题。据我所知,答案不外有这么几种: 一、屈原姐。王逸《楚辞章句》云:“女媭,屈原姊也。”后来注家附和者颇伙。二、屈原妹。这是由吕后(媭)的妹妹叫吕媭而附会的。钱绎《笺疏》:“《易》:‘归妹以须’,《疏》引郑《注》:‘……屈原之妹名女须。’《史记·吕后纪》:‘太后女弟吕媭’……是妹亦称媭”。可见首倡其说的是大名鼎鼎的郑玄,但附和者却寥寥无几。     

“责于人”与“择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朱公……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唐司马贞《索隐》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此解义甚含糊,故今人晏炎吾解“责”为“债”,谓:“‘不责于人’者,谓不贷子钱。”“‘择人而任时’即‘释人而任时,。亦即‘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言异而实同。”(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今按,以“债”释“责”,以“释”释“择”,似嫌迂曲。《说文》:“责,求也,从贝束声。”“责”之本意为“求取”,《左传·桓公十三年》:     

“人风”为“民风”乎

柳宗元《捕蛇者说》最后一句说:“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古文观止》云:“观人风,谓观民俗之善恶也。”《辞源》释“人风”为“民风、民情”。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第五册语文教材则解释道:“‘人风’应作‘民风’,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作‘人’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语文第五册注评》亦作如是说。对上述说法,我们未敢苟同。     

谈楚令

令、周令及其变化令,是先秦时期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和范畴。《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曰:“教之《令》,使访物官。”韦昭注曰:“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甚确。《说文》“令,发号也”。段玉裁注曰:“‘号部’曰:号者,呼也。‘口部’曰:呼者,号也。发号者,发其号呼以使人也,是曰令。‘人部’曰:使者,令也。义相转注,引伸为律令、为时令。”令与命音义相通,《说文》“命,使也,从口令。”段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据此,是命、令同义,初指口之使人,以后则主     

何为“现实的个人”?何为“真实的共同体”?——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与超越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批判了费尔巴哈作为“类存在物”的人,他指出,要使人成为现实的,自由的,就要使“我高于一切”,使人成为利己主义的.在施蒂纳看来,这个“高于一切”的现实的个人(Individuum)就是“唯一者”.施蒂纳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冲击,使马克思开始反思费尔巴哈理论的局限性,开始重视个体(Individuum)的地位和价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重新定义“现实的个人”(das wirkliches Individuum)的内涵,马克思认为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体自由的共同体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也不是施蒂纳所谓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而是共产主义这一“真实的共同体”.     

“苍黄”辨

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唐诗选和杜诗选本,对杜甫《新婚别》中“苍黄”(“誓欲随君往,形势反苍黄”)一词的解释,颇为纷纭。如浦江清等人编的《杜甫诗选》注云:“苍,青色;黄,黄色。可青可黄,形容形势翻覆多变。”(179页)程云青的《杜甫诗选讲》注云:“苍黄:反覆。苍黄本是两种颜色,这里比喻反覆多变。”(132页)马茂元的《唐诗选》注云:“‘苍’,青色;‘黄’,黄色。‘苍黄’,指青黄相间的一种杂乱颜色。”因此他将“苍黄”引申为“思想混乱”(上册342页) 以上诸注均认为“苍黄”的本义是青黄两种颜     

东汉“阿某”用法的文献考证

词头“阿”用于人名(本文称该用法为“阿某”),古已有之。其中的“阿”同“妸”。许慎《说文解字·女部》:“妸,女字也,从女,可声,读若阿。”黄侃《说文笺识四种》:“妸,后世称人于其名上加阿字,阿本作‘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