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节度使——唐军事变革的产物

中外学者从政治、经济、阶级、兵役制度等多个角度对唐藩镇节度使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从唐军事战备变革的角度来看,藩镇节度使则是军事进攻战略向军事防御战略变革的产物。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兵权,是出于对游牧民族骑兵飘忽不定地袭扰进行战略防御的需要;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财政大权,是减轻中央财政压力,解决边防驻军后勤供应的需要;藩镇节度使拥有地方行政权,是更有效地执行军事防御战略任务的需要。     

唐代藩镇质子制度

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产生后,导致国家军力外重内轻,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过掌控人质以进行制裁。但唐中央对藩镇征召质子这一措施实行起来较为被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     

如何看待晚唐方镇坐大及与中央博弈问题——晚唐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文章主要探讨晚唐社会政治博弈整体系统中的一个侧面即方镇坐大及与中央博弈问题。晚唐方镇问题源于盛唐中唐,它由安史之乱引发但也是中央皇权主动调整统治方式的一种举措。文章把方镇坐大及与中央博弈的行为归纳为4种形式并从程度上逐一进行了分析。认为晚唐方镇问题在形式上与盛唐中唐相同但程度较轻。文中还研究了方镇之所以能够坐大及与中央博弈的原因是节度使权力（尤其军权财权和人事权）过度膨胀和少受制约。言及节度使人事权时,又重点探讨了晚唐文人与方镇及节度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学界关于晚唐方镇问题的不同观点也做了辨析。     

凤翔之战与唐末政治嬗变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朝完全失去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各地藩镇互相吞噬,朝内南衙北司之争亦愈演愈烈。宰相崔胤结交宣武节度使朱温,宦官则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外援。天复元年六月,崔胤谋诛宦官计划泄露,促令朱温进兵关中,宦官遂挟持唐昭宗迁往凤翔。当年十月,朱温率兵西进,凤翔之战爆发。这场战争持续到天复三年正月,最后以凤翔兵败求和而结束。凤翔之战不仅使宦官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改变了北方藩镇格局,凤翔、河东等镇被削弱,宣武朱温控制朝廷,唐朝由此走向灭亡。     

唐代平卢淄青节度使略论

平卢淄青节度使①是唐代重要的藩镇,《新唐书·藩镇传》把它列在魏博、成德、卢龙河朔三镇之后,位居第四.事实上,安史乱后一段时间里,淄青镇兵强马壮,地广民众,在诸藩镇中“最称强大”②.并且它同河朔藩镇结党联盟,与朝廷对抗,确立了以节度使世袭制为主要内容的割据统治.然而从宪宗元和年间平定藩镇之后,淄青镇与河朔三镇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河朔三镇很快便恢复了割据自立的局面,朝廷亦公开承认其割据地位;淄青镇则被朝廷分化瓦解,由一个跋扈割据的大镇变成了三个听命于朝廷的节镇,唐朝廷的     

入觐与否：唐代节度使的朝觐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政权中,地方长官入京朝觐天子,具有申明君臣之义的重要政治意义。具体到唐代,地方长官的朝觐行为在唐前期由州郡代表朝集使承担,安史之乱以后则由藩镇长官节度使承担。与朝集使不同,唐代节度使的朝觐并无明确制度规定,但“拜章请觐”是被大部分节度使遵守的一种政治规则。唐代节度使会出于罢职归朝、入朝为官、军功受赏、躲避祸乱、入京述职等原因请求朝觐。随着唐代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此消彼长,节度使的朝觐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特征：唐肃宗至唐德宗时期表现为“不敢往,亦不敢叛”;唐宪宗至黄巢起义之前表现为“中外践更,出入跌用”;黄巢起义以后则表现为“称兵入朝,不由奏请”。唐代节度使的朝觐在这一过程中由恭顺之意异化为悖逆之举。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多妻制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多妻制是学术界很少注意的问题,节度使多妻制的出现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存在的多妻现象;二是归义军节度使通过多妻制达到与敦煌各个大姓之间联姻,以维护自己政权的目地.从张议潮、张淮深到曹氏归义军的曹议金等,都采取多妻联姻.归义军时期敦煌百姓中多妻是一种普遍现象,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为弥补因战争导致的性比例失调、人口锐减等采取的一项补救措施.     

试论■德宗施政方略

<正> 唐德宗李适(742——805),代宗长子,公元779年,继位皇帝,805年病死,在位26年,是安史之乱以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继位面临的仍然是藩镇割据问题.当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幽州户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淄青节度使李正已、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互相勾结,割据一方,父死子继,“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位厚薄,由其增损”.唐德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裁抑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从而使唐王朝能够在藩镇割据的形势下,继续保持其中央集权达一百多年之久.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大都认为德宗“姑息”藩镇,是一个昏君.本文试图根据当时的历史条     

略论朱温的早期用人和晚期恐怖统治

唐末农民起义失败后,各藩镇节度使乘机扩充土地和人口,彼此之间尔虞我诈,攻伐不已。唐宣武节度使朱温(又名朱全忠)以一弹丸之地的汴宋地区一跃成为拥有七十二州、二十一镇的霸主,呈现了“今天下之势,归朱梁者什七八,虽强大如赵、魏、镇、定莫不附之”的局面。但这个政权又很快在历史舞台上消声匿迹,却是何故?为此,本文试图对与之关系至为密切的朱温早期成功用人和晚期消极的恐怖统治略加分析,以就教于史学界。     

唐代婚姻类型浅析

唐代的婚姻方式主要承袭前代的包办婚姻,其主要类型有承袭前代的门第婚、财婚、和亲,也有反映本时代特点的才婚、皇室与藩镇、藩镇之间的政治婚姻。五代以后,门第婚、和亲、公主出嫁藩镇及藩镇联姻逐渐消亡,只有婚姻论财这一陋习一直延续不衰,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晚唐咏史诗兴盛的儒学背景

晚唐咏史诗的创作是中国古代咏史诗发展的一个顶峰，对于其兴盛的原因，学界多将之与晚唐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士子的悲剧心理相联系，从思想层面上探讨得反而不够。实际上，晚唐科举考试中儒学内容的增强，尤重史学，以及中唐文儒观念的流变及影响，是晚唐咏史诗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儒学背景。明乎此，我们也更能理解晚唐咏史诗中强烈的现实旨趣，甚至于其“空言明道”的特质。     

任运随缘 大钓不钓——中晚唐钓鱼诗词的佛禅意趣

钓鱼,本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庄子的《渔父》和屈原的《渔父》,乃文学史上最早以垂钓为题材的作品。唐代,佛学发达,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钓鱼又带上了佛禅的文化意味,致使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了不同于初盛唐同类诗歌的创作旨趣。初盛唐的钓鱼诗大多比较质实,主要描写垂钓的环境和垂钓者怡然自得的情致,以及由垂钓而触发的人生感慨,从而形成一种轻快明净的调子。而中晚唐的钓鱼诗词却不同于此,禅宗不执著、随缘旷放的生命哲学,与道家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人生智慧不谋而合,促成了中晚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诗酒留恋,渔歌畅情,成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内容之一。佛与渔的相通之处,被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趣,具体表现为: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不加外求的佛学禅理;大钓不钓的开悟境界。而从文学映现生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期许和人格精神。     

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原因探析

《河岳英灵集》作为我国盛唐的诗歌选集,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等人的优秀诗篇都得以入选,从整体上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然而书中却独独没有著名诗人杜甫的诗作。这一直为文艺界所关注和争论。笔者以为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在不能还原当时情形下,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大致推测历史曾经的可能性。由于《河岳英灵集》遴选诗歌的标准比较客观、正确,通过对《河岳英灵集》和杜甫生平及诗作的分析,可推测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杜甫在殷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二、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     

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考论

王维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先后以诗干谒过张说与张九龄两位宰相，前者时间为开元十三年（725），后者则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王维上诗张说，纯为干谒者与被干谒者的关系，并因张说未能拔擢耿耿于怀。而王维自献诗张九龄后，即与张九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写下了“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的诗句，以表示对张九龄的汲引之恩永世不忘。认识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的亲疏概况，有助于对王维相关作品的具体把握与准确理解。     

论《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评价之差异

<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评价歧异之处,主要表现为政治态度和创作成就两方面.对二者评价差异的原因进行剖析,可对李商隐在唐末五代和北宋的接受状况有更为客观深入的了解.     

论晚唐李群玉诗歌的典型意义

李群玉作为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的典型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山水诗别开生面,给晚唐山水诗融进了新机,另一方面,他的部分诗歌,在审美方向和表现内容上,对晚唐诗体向词体的演进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论唐代的效力与罚镇刑

效力和罚镇是唐代出现的两种特殊处罚手段,是传统的发罪人为兵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效力主要作为刑罚程度上介于徒、流之间的一种刑罚手段适用,但在性质上又和流刑相似。罚镇在唐中后期基本上作为减死一等之刑罚适用,成为较效力重的刑罚手段。效力和罚镇在唐代的出现与流行有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则和唐代兵员长期不足有关。     

罗隐历史定位发覆

光化三年（900）唐王朝授予罗隐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官职;唐亡后,罗隐未曾接受后梁授予的给事中官职,至死都以唐臣自居;又屡劝钱缪“兴唐宗社”。其历史定位当为大唐的“忠义”之臣,而非后梁或吴越之臣。其“忠义”人格一以贯之,从未动摇。     

三国历史的诗意化——唐代咏三国诗与士人心态

唐代咏三国诗是中国咏史诗中的奇葩 ,也是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一环 ,其中寓含着丰厚的文化意蕴 ,从中可透视有唐一代士人群体的时代文化心态。士人们以三国英雄为楷模 ,将其人生理想寄寓其中 ,强烈地表达出他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对君臣遇合的企盼 ,对时势命运的叹惋等深层心理。唐代咏三国诗中所蕴涵的君臣观、贤才观、英雄观、历史观、人生价值观等文化观念 ,对后代士人的心态及三国题材的创作 ,有着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