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的新感觉派文学理论

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在 2 0世纪初叶的日本文坛 ,被视为“异质文学” ,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川端康成积极倡导和实践新感觉派的文学理念 ,是新感觉派文学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他认为新感觉派文学具有作为新主观主义表现依据的表现派、立体派的哲学要素 ,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川端康成的文学理论强调主观的力量 ,确信主观的绝对性 ,主张主观的直观感觉和“自他如一”、“万物如一”的一元精神世界。他的理论在哲学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 ,对新感觉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 ,过于偏重表现 ,过于追求新感觉 ,缺乏生命力     

新感觉派的背叛--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的一种读解

川端康成文学是日本传统文化底蕴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有机交融,<伊豆的舞女>则是他告别新感觉派、打造独特的文学之路的最初尝试,堪称川端康成文学之花的蓓蕾.在清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背后,含蓄地体现了这部作品的潜在主题.     

片冈铁兵的"新感觉派"文学理论

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兴起于20世纪初叶。在当时的日本文坛,被视为"异质文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片冈铁兵积极倡导新感觉派的文学理念,是新感觉派文学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站在文学论争的最前线,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提出了独特的理论观点,论述了新感觉派文学的现代性自觉,成为新感觉派文学发展的理论支点。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感觉,过分地追求表现技巧,最终陷入了形式主义,失去了生命力。     

1930中国文坛的"新感觉风"

"新感觉风"作为一种文体风格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有重要影响,一些批评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以扩大其影响,但由于这一文风自身的缺陷,它面临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以及来自"左翼"文坛的批判,这使"新感觉风"在现代中国文坛存在的历史非常短暂.     

论新感觉派矛盾的身心观

新感觉派作家擅长描绘人的主观感受,重视身体欲望的满足,让身体从心的压抑下解放了出来。然而,对身体感觉的过度关注和对身体欲望无止境的发泄却又让身体沦为了物的奴隶。可以说,新感觉派的重身主义不仅没有消弭心的存在,相反,却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心的重要性。新感觉派作家对身体的态度呈现出既迷恋又厌恶的状态,他们既沉浸在物质享乐中难以自拔,又对心的迷失感到恐惧,这就是新感觉派在压抑与放纵间摇摆不定的身心观。在身与心的撕扯之中,新感觉派作家也在寻求着救赎之路,那就是——回归自然。     

论新感觉派小说的传统情结

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在用现代感觉和新形式表现五光十色的上海社会的同时,也葆有了强烈的传统情结,这表现在其女性书写极力赞美传统的诗意女性而贬低都市摩登女性,在都市生活中频频向乡土田园回眸,在意象的使用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沿袭传统,这种传统情结的由来一方面源自作者的童年经历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人类对女性和田园的"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源自新感觉派作家在都市生活体验中的孤独感。     

论“新感觉派”的艺术创作风格

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 曾被人们称为上海洋场文化中的一朵“恶之花”。作为都市文学的一个分支,在审美追求上,它既不同于以“乡村幻梦”来反映“城市梦魇”的京派小说,更迥异于同时代以茅盾的作品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以一种独有的话语方式,对人类精神存在的展示,是源于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对社会、历史、生     

"震惊"的颠覆:新感觉派的"性感尤物"与城市空间

本文从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充满都市活力的“性感尤物”入手,对其都市感受进行了描述。新感觉派在“性感尤物”身上发现了不受主体的主观欲望控制的物质力量的“震惊”效应,而这样的文学形象的出现脱离了当时上海的具体环境是不可想象的,她们的反叛是对那些想在大都会找到明确、稳定的空间形式的漫游者的报复。在上海,由于浓烈的都市生活自我生成的密度,使其不可能被某种权威话语轻易穿透,新感觉派记录下了自己面对这个变化中的社会时产生的散碎精神感受。     

走向大众和精英的中间状态——简论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的文化阈限

消费社会给都市文学带来了新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的不正常的失序状况.同时,消费社会制造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在都市文学创作之中,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走向了位于大众和精英之间的中间状态,但两者的实存环境是有一定区别的.     

中国都市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性爱观念与市民形象的塑造——以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小说为例

市民形象的塑造是都市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因为其不同的性爱观念决定了他们小说中市民形象的面貌。性爱道德的游移性使鸳鸯蝴蝶派塑造了新旧交替的市民,而对现代都市性爱观念的肯定则使新感觉派笔下的市民在都市的商业规则中游刃有余。这也是他们在中国的现代性题域中不同选择的结果。     

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是跨越20世纪80、90年代的唯一文学潮流。从文学价值学着眼,它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主要表现在:宣告形而上意义与价值的无效,使意义与价值回到形而下,回到凡俗人生。因此,消解政治话语,以生存话语取而代之,拒绝形而上的乌托邦遐想,以形而下日常生活的平面化叙事为价值旨趣,便构成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叙事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属。可以说,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没有表现出显在解构冲动的具有强烈解构特征的文学现象,它的解构性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是不动声色的。正因为这样,它的解构与颠覆意味则长久被人们所忽略或漠视。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平等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平等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基础设施、教育、就业等方面。当前,农民不能顺利地完成从农民到市民,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化,不仅影响工业发展,还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同时对农民的利益也是一种严重的损害,会造成农民群体与城市群体之间的矛盾。     

新经济广义论

新经济发源于美国，盛行于美国，研究时也自然离不开美国，但最终的焦点却不应该是美国，而是其能给我国带来什么好处。另外，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源动力--计算机网络技术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往往被人们所重视，可其同其他新技术融合一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等等一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改变思维，用广义的方法去研究探讨。     

镜子与他者

对唐传奇《古镜记》的阅读理解一直以来是在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器”与“道”的二元结构使得镜与道在话语中获得一种契合,镜子作为器的象征之物出现在两种话语之中：政治话语、亚宗教话语.当置身于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下阅读时,则凸显出镜像对主体形成规范、召唤、揪斗,直至最后的决裂.本文将文本置于东西方不同文化体系,解读因维度不同而导致的主体地位、主体形成及成长的方式、他者介入的方式等不同,来探讨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通过对这一关系的演绎得出他者之缺失的结论,并揭示出现行阅读理论的不足,呼吁对理论的完善.     

新社会主义观的世界意义

新社会主义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答社会主义重大现实问题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新观点,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实践中的理论建树,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新社会主义观产生以后,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新社会主义观起着凝聚世界人心走向光明的作用,新社会主义观牵引着世界进步的三大走向,新社会主义观起着引导人类发掘出进步新能量的作用.     

新诗的现代意识与母语意识

20世纪末,新诗在冲破封闭的传统与极左政治文化的僵局中,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后新诗潮”对诗本身的冲击,导致新诗本来就很脆弱的形式,其汉语言艺术更加黯然失色.新诗陷入有魂无面的邋遢境况,其根由是失去母语意识的现代意识所致.新诗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对母语的探寻.新诗的语言形式,离不开汉语的特性,新诗形式的创造是现代汉语诗意的创造.几千年的古代汉语诗歌提供了重要资源,有助于现代汉语诗意结构的探索与创造.     

高职学生语块意识的培养

培养高职学生英语语块意识,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词汇学习方面遇到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公平正义观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继承经典作家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科学内涵和现实要求作了深刻阐发,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伦理问题及其他——过程分析的视角

李泽厚与杨国荣以对话的形式,对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伦理与道德的涵义、权利与善、经验与先验、历史与理性、心理与本体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转识成智”中的“智”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讨论.杨国荣认为宗教性道德中蕴含着个体性的人生取向,这种取向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由此,他更趋向于考察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及两者的相互制约,李泽厚则坚持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对伦理与道德,杨国荣关注两者的共同内涵,李泽厚则突出两者的区分.关于权利与善,杨国荣主张区分以一般价值原则等形式呈现的形式层面的“善”与表现为对人的合理需要满足的实质层面的“善”,由此侧重于权利与善之间的互动,李泽厚则强调权利优先于善.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三个著名命题,杨国荣在充分肯定以上命题的重要理论意义的同时,主张以“先验返经验”、“理性渗历史”、“本体存心理”来延伸和扩展以上命题.对李泽厚提出的“金冯学派”传统与“转识成智”中“智”的涵义等问题,杨国荣作了简要回应.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