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

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 ,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 ,“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 ,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 ,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 ,“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外交理念。在由“华”与“夷”共同组成的天下中,实力最盛的中国负有维护东亚世界繁荣和稳定的使命。历史上,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夷天下观在“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中成为东亚各国的共有国际理念,各国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参与国际实践。传统东亚世界就是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国际理念支配下,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与周边诸国各自中心的“小中华”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维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命脉所在。     

论先秦诸子对"社会和谐"的探索及其现代启示

社会是文化表演的舞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和谐。早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期间,诸子百家学说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和谐社会”的思想概念,但其思想都指向“社会和谐”,可以说是今天“和谐社会”在观念上的最早萌芽和文化渊源。其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是古人的天下观和天人合一思想。其思想内涵包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修身正己的社会人格;义利协和的社会准则;务本节用、重农富民的生计原则等。这些思想对于形成文化中国和谐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起源及其表现形态

民族主义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在西欧,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是紧密相关的。到了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化过程,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主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两种形态。     

论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在理论维度，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在历史维度，是因为两者经过否定环节之后的彼此相通。这种高度契合性集中体现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全人类彻底解放”相契合，“兼善天下”的责任担当与“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相契合，“家国天下”的统一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相契合。高度契合性拉近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联系，架构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桥梁，建立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纽带，从而推进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     

“天下”宇宙观的衍变及其哲学意蕴

"天下"这个术语既有自己的历史演变,又有文化哲学的意义,"天下"不仅仅有地域和空间的含义,而且也指涉着形而上的道德建构意义。对"天下"历史含义进行梳理,可以明确"天下"意义的衍变不但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宇宙构想、道德信仰、自我认同,而且彰显了近代中国社会从"天下"到"民族—国家"衍变的历史过程。同时,"天下"宇宙观的消解打破了中国人一统天下的时空观念,"儒教中国"正日益失去其活力,民族国家的意识正日益增强,从而为新时代的"天下"观增添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内容。     

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

近代新学是容纳了西学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新形态 ,也是中国传统旧学蜕变的时代产物。本文通过对新学、旧学与中学、西学范畴的厘定、辨析 ,通过对新、旧学之间历史关联和学术关联的剖解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 ,并揭示其基本的时代特征 ,有助于从历史纵向和学术横向上对“新学”地位的把握和深入理解。     

20世纪初"新民"运动及国民思想的传播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跌宕起伏的急遽变革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及政治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成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主题,通过宣传新型国家观和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实践,引发了民众政治文化意识的转变.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运动,从而使国民思想深入人心.     

文化观念的演化

中西“文化”观念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在“辞源学”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一开始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西方的“cultura”一开始指向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文化“指文治教化,其内涵主要在精神方面;西方的“文化”从物质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就现当代而言,中国通过日本的中介引入了西方的“文化”观以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     

西风东渐与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为个案研究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化知识的同时，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探析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现象及其规律。     

后现代创作语境下的种族历史书写——《华人:金山勇士》与早期北美华人移民史

著名的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作品《华人:金山勇士》,记载了一百多年北美华人移民的经历。小说在虚构文本中,穿插杂糅了华人移民中相传的故事和有纪录的史实,打破了现实主义、传记和历史书的局限,能使读者发掘和发现原来在英语语境中默默无声的华人,其实也是为荚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开国英雄——金山勇士,只是因为白人的文化偏见和歧视而被遮蔽和丑化了。同时,作者在写作时力图创造一个对话性的话语空间以及采取黑色幽默的手法,颠覆了美国的东方学表现华人的固定的模式和有关“黄祸”的神话。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中国近代银行家的企业文化观与实践

在盈利性目标的诱导下,中国近代银行家除了制定严格规范的管理规章,建构诚信稳健的经营机制,还采取诸多措施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无论是服务社会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还是俭素为美的生活方式,虽然是中国近代银行家适应社会环境和追求利润的策略之举,但在提升银行业的竞争力的同时,也展现了其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与开拓进取、稳健谨慎等一起形成了中国近代银行家独特的经营风格和企业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银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     

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

近代“同光体”作家常常被视为“顽固派”,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并不拒绝改革,也主张引进西学,他们只是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复古主义的依据。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强调写诗要抒写自己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古代文学“黍离之悲”的传统,达到近代很高的成就。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

建构和谐社会是新的社会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它不仅要立足现实也离不开对历史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思想，如主张“和实生物”的宇宙和谐论；“和而不同”的人际和谐论；“以和天人”的天人和谐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实现三大和谐的统一。     

论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乡土性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湖南现象,即指在社会转型期湖南乡土社会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典型的历史征象;通过剖析近代湖南以农民为主体的三次社会动员,即卫道救时反教的乡土社会动员、维新排满民族革命的乡土社会动员、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社会动员,可以回答关于近代湖南现象的历史诘问,揭示近代中国湖南现象的本质;按“三个代表”思想对湖南近代历史进行矢量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动员的乡土性决定着近代湖南乃至中国农业社会初度转型的成与败。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为一体的一个范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清王朝终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