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

藏传佛教在形成后,开始了向外的传播,青海是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域,在元王朝的大力推崇下,藏传佛教在青海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地域上,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都具有不平衡性,本文依据统计资料,分析了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时空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明代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考补

明代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甚多.蒲文成先生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一书对此已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尤以对清代创建寺院的记载最多,也有相当数量的明代或明代以前创建寺院的记载.但是,该书主要依据的是清代以来的《安多政教史》、《西宁卫新志》、《青海记》以及寺院保存的部分寺志和当地的口述历史,而不是明代史籍,这对于确定上述寺院是否为明代所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主要依据《明实录》等史籍中有关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的记载,对明代西宁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略加考补.     

试论清王朝在西北边疆的藏传佛教政策

藏传佛教在清代西北和西藏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黄教首领往往左右着当地的政治形势,影响着人心的向背.有鉴于此,清王朝对藏传佛教在实行优礼藏传佛教上层首领,广建寺院、扩大寺院实力的同时,又创立了金瓶掣签转世制度,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对妨害国政、干犯法纪者严惩不贷等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恩威并举政策,收到了良好的统治效果.     

宋代藏传佛教及其在青海的传播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受过巨大的挫折，青海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重要源头，并最终形成了极具藏文化特征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后，就开始了其向外传播的历程。青海由于和西藏在地域上的毗连以及历史的渊源，宋代在青海形成了以玉树和化隆为中心的两个寺院密集的分布区。     

青海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寺院社会——苏莽寺与仲巴活佛转世体系

青海格鲁派的势力是很强的,但这种势力主要集中在以西宁为中心的青海东部地区;而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特别是玉树县,噶玛噶举派与宁玛派的势力与影响较更大。对于玉树县的噶玛噶举派,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论述,从而成为藏传佛教史及青海宗教史的薄弱环节。下面,我根据流亡藏人在国外公布的有关史料,以苏莽寺与仲巴活佛转世体系为叙述中心,对青海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寺院社会作一初步分析,以供青海史地研究的同志们参考。     

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探析——兼谈寺院的出版文化功能

藏传佛教寺院大多兼具出版文化功能,它是藏传佛教文化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史上特殊的形态。文章从藏传佛教寺院的佛典翻译、典籍出版、文化传播三个方面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     

张掖河流域13～14世纪的藏传佛教遗迹

本文分两部分考述张掖河流域13～14世纪的藏传佛教遗迹:1)、处于张掖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元代亦集乃故城及其附近的遗迹;2)、处于张掖河上游的甘肃肃南马蹄寺的遗迹。然后结合青海明代藏传佛教遗迹,对甘青地区格鲁教派流行以前的藏传佛教寺院的某些建置的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推测性的讨论。     

噶举派在青海的传播与现状

噶举派是青海现存藏传佛教各派中一个重要的派别。据我们1987年初步调查,全省1958年共有噶举派寺院103座,约有僧侣9,600余人、转世活佛193人,现存101座寺院,约有僧侣2,868人、转世活佛47人。青海噶举派共有噶玛、巴绒、直贡、周巴、叶巴、乃多、苏莽等7个塔波噶举派的支系。现存的噶举派寺院,除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兴海县和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班玛县各有1座外,其它均分布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     

青海塔尔寺羌姆乐舞浅析

神舞羌姆是藏传佛教寺院中一种娱乐性的法事活动，是宗教仪式的广场乐舞。文章主要就青海塔尔寺羌姆乐舞及其审美特点作了分析，并与西藏羌姆乐舞进行了比较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茶俗研究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是藏族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茶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寺院僧侣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茶,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规模庞大、气势恢弘的寺院茶会。因此,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僧侣的茶俗,可以充分挖掘蕴涵其中的深层文化意义。     

论明朝河湟李氏土官在西北边防中的作用

明初河湟李氏土官历代虽只承袭武职,很少任文职或僧职,但在开创西宁卫治、招蕃拒蒙、守土司民上却异常活跃.同时,李氏又与喇嘛、寺院关系密切,并借助其势力,深刻影响了明初西北边疆的政治格局,为明万历年间的"湟中三捷"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明朝西北土官利用喇嘛寺院边口地区来完成明"捍蕃"、"拒蒙"、"保境安民"的职责,进而成为明在西北边防上不得不倚重的重要"藩篱".     

基于《清明上河图》的三朝建筑比较研究

北宋的《清明上河图》是宋代风俗画的巅峰之作，后人临摹、仿画了一系列此类纪实性画作，忠实反映了画者所处朝代的风物人情，其中也包含着建筑领域的信息。通过对比各版本《清明上河图》的概况，分别选取北宋张择端版、明朝仇英版以及清院本版的《清明上河图》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各版本画中的六种主要建筑类型，即城门、寺院、官僚宅第、城市民居、酒肆店铺和虹桥，并分别对每种类型建筑进行纵向对比研究。以比对的结果为依据，阐述了宋、明、清三朝建筑的部分发展与演变。     

北庭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从北庭石窟寺到吉木萨尔千佛寺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是古代北庭,中央王朝在北庭地区的经营和统辖,以汉、唐、元、清四代最具代表性。古代北庭石窟寺,历经唐、宋、元等时期的繁荣兴盛,入明以后,该地佛教及寺庙逐渐湮没无闻。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当地百姓把唐代石窟寺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加以利用,重构为吉木萨尔千佛寺,以六月六庙会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在乾隆晚期出现,嘉庆、道光年间初步形成。民国前期,吉木萨尔千佛寺的六月六庙会进入了极盛时期。吉木萨尔的千佛寺和庙会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反映了北庭石窟寺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生态。     

论晚清贵州佛教的衰落

贵州佛教经过明末清初的鼎盛发展之后,至晚清乃呈衰落之势。考其原因,从主观上讲,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从客观上看,则与“咸同之乱”和“庙产兴学”有直接关系,境内佛教寺庙,或被战火毁坏殆尽,或被“庙产兴学”占用,致使晚清贵州佛教遭到重创而一蹶不振。     

清代巴县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管理与法律规制

在国家立法之外，清代的巴县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对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和规制，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为清代重庆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虽然这些措施多是针对一时一事作出的被动消极的应对之举，表现出一定的，临时性、凌乱性和繁杂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零星的努力积累起来，依然为清代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公权力保障。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生平事迹考论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一生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的诡秘行踪颇值得玩味,他最终皈依道教的选择及对自己道人身份的认可迥异于当时岭南遗民逃禅的普遍风气。薛始亨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鼎革前意气风发的求学阶段;鼎革后风雨飘摇中的奋然挣扎;中年绝望之际的退隐江湖;晚年参禅、入道之间的游走与徘徊。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隐微心态。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概貌与特征

清代是方外文学总集编纂的最繁荣时期。较之前代,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数量倍增,并拥有独特的思想内容,还涌现出一批专收某一地域、寺院之方外作家作品的总集,以及道士总集,可谓开拓了新领域,取得了新成就。目前,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流布范围普遍甚窄,且存在若干含混错漏之处,需要研究者予以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