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均等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是城乡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造成农村各方面落后的一个因素就是国家对城乡公共品供给不平衡,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因此,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均等,缩小对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逐步实现对城乡公共品的统一供给,这将极大的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与农民负担分析——兼议免除农业税的经济效果

废除农业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统计和研究发现,这一政策的经济效果并不理想,与此同时,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公共品供给受到严重影响。通过构建模型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的关系及其机理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效和农民负担沉重并存格局是国家经济政策偏斜和供给模式过于单一所致。因此,加大实施支农哺农政策、转换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将是支持农村发展并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必然选择。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 促进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乃至全国的长治久安。目前,农村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现象,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本文从公共品的不同性质、农民对不同公共品的需求探讨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意在说明政府在改善农村公共品的过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然而当前在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情况下,不同主体,以不同的方式供给的多元格局,也是在现有财政力量下,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新思路。     

公共品性质与农村需求：新政十年回顾总结

农村公共品是特殊意义上的公共品,与一般公共品不同的特征就在于其暂时性、过渡性。农村很大一部分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进城之后公共品供给不足,如果过度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实际上是一种逆城市化行为,意味着浪费,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后其子女入托、就医、就学等难题则得不到有效解决。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首先应增加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水平,如果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水平没有增加,单纯靠公共财政扩大农村公共品投入是不可持续的,中看不中用的。土地入股将社保福利寓于其中,是最具有社会性的城市化方法,能够从根本上满足农民进城对公共品的需求。     

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

国家在不能为农村居民大规模地直接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促使农村社区以自给方式满足自身基本公共品的需求,实质上形成了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国家主导型(或指令型)社区供给模式.这种国家指令化的社区供给模式反映了中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主调是将农村基本生活品最大限度地由市场供给.在此期问,农村最低限度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实际上还是主要由社区来承担.当前,随着国家宏观农村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正在发生从"国导(有)民办"到"国主民辅"的变化.     

突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民国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时代意义

1920 ～30年代农村经济破产、社会动荡所引发的乡村危机,引起城市知识阶层的极大关注,并形成相关公共舆论.他们认为拯救农村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保障农村公共品供给,由此产生以“杨开道方案”为代表的系列设想.但是,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和地方社会并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公共品供应体制,在这种特殊背景之下,知识分子群体激起投身农村、建设农村的道德行动,积极参与农村社会建设,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独特道路.这些历史经验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分配型民主机制下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是决定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效的关键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不仅需要完成各种工程建设,而且内含着基层各部门与农民群众的沟通协调过程。因此,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涉及的诸多关系问题、利益问题都属于基层治理问题。资金来源与资金使用决策机制是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不断演变,农村税费改革前其主要受资金来源问题制约,农村税费改革后其主要受供给决策机制影响。成都市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将资金投入与基层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并在村级治理中构建分配型民主机制。实践证明,分配型民主机制有利于较好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对于解决国内其他农村地区的相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的制度分析

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是当前农村公共品提供中存在最根本的问题。从表象上看农村公共品提供中存在的问题,如: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提供的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地方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品上缺乏动力;实际提供的农村公共品结构不合理,本质上都源于相关制度即政府官员行为诱导机制、农村居民对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机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品提供制度供给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致使农村公共品提供机制在运行中扭曲,并进一步引致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现实逻辑和推进指向——基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

本文运用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对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现实逻辑和推进指向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现状存在诸多非包容的＂排斥性＂逻辑,主要表现在体制设置的排斥性、制度环境的排斥性和权利保障的排斥性等三个方面。为了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增长＂,国家应通过顶层设计推动资源下乡和治理原则的建构,并通过城乡公共品供给的一体化实现福利普惠,使农民全面享有需求表达和决策的权利,成为农村社区公共品的真正＂业主＂。     

公共品供给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探析

公共品的供给与政府行为,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增长的片面追求可能会忽视其公共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在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的"越位"和"缺位"行为、融资的变通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推诿行为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激烈等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地方政府行为出现偏差的制度根源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干部考核制度以及地方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完善所导致.因此,完善相关的制度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     

建立全新的农村公共财政服务体系的探讨

中国现行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经济基础背景下建立的。50多年来，该制度一直走的是一条城乡分割的发展道路。城市公共品供给制度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并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任由这种巨大差距延续下去，既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也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建立全新的农村公共财政服务体系，对现行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进行统筹改革势在必行。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基于河南省G县的两个案例分析

河南省G县的两个公共品供给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可以从中探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自来水供给陷入困境，生活垃圾治理取得成功，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生活垃圾治理充分利用乡村组织体系，市场力量可以与之有效对接；而自来水供给缺乏乡村组织支持，无法克服公共品供给中的各种管理难题。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乡村组织体系可以起到动员、解释、说服、奖励、惩罚等作用，承担了一种“类执法”功能，这是市场力量难以做到的。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可能对“类执法”功能构成替代，但只能在电力供应等部分公共品供给中实现，在农田水利等另外一些公共品供给中，则因技术能力、财政能力缺乏而无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类型多样，性质各有不同，合适的供给模式取决于众多因素，但多数公共品供给依赖乡村组织发挥“类执法”功能。     

青岛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青岛市农村公共品供给遵循着"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持为辅"的基本原则,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不是靠公共财政,而是靠农民自己.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青岛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水平的因素,解释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衡发展的程度、成因,为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理论依据与价值参考.     

政府公共品供给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以广州市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为例

公共品一直都是政府财政资金的重要支出领域,公众有权了解公共品供给的基本过程及其产生的成效,也非常需要对公共品的供给开展绩效评估活动.在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投入-过程-结果-影响"这一模型对公共品供给进行研究,并结合各利益相关方的具体需求,从而形成公共品供给绩效评估的基本指标体系;同时,研究针对广州市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开展应用分析.     

山西省农村公共品投入不足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用农民消费支出结构分析为基础采评价农村公共品投入量的模型,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1990年—2005年山西省农民消费支出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山西省农村居民为了满足其对教育、医疗、交通、邮电等公共品的强烈的消费需求,不得不从自己的收入中支付购买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面对山西省农村公共品投入不足现状,当前应重点解决农村教育、农村交通与邮电设施、农村医疗保健以及农村公共卫生等问题。     

村社本位、积极分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研究二题

农村公共品供给大多与村社有关。以村社为基础的农村公共品短缺,不只是国家无力出资来提供的问题,而且国家也无法满足以村社为基础的农村公共品的复杂要求。农村公共品十分复杂,每一个村社对公共品的需求都不相同,而只有村社居民最清楚自己所在村社缺少什么公共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村社共同体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在建设村社共同体过程中,积极分子是我们观察和理解当今农村的一个视角,以这个社会内生的力量来清理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思路,正当其时。     

博弈视角下农村社区公共品自愿供给的激励机制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品在新农村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农户是否能成为农村社区公共品的供给主体?运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和重复博弈的分析方法表明,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要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使自愿合作供给成为现实,就要将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并相应地引入激励机制,才能使合作供给长久地进行下去.     

中国历史上农村公共品的政府供给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史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安定和促进农业发展,内容相对集中.1919～1949年间,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国民党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社区的服务,此时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相对苍白期.受财力的限制,革命根据地政府在农村主要提供社会救济、农业水利建设、文教卫生事业等公共产品.总体上讲,新中国建立之前,农村公共品的政府供给中具有职责的相对稳定、主体上的相对集中、内容上的断续波动和成本上的劳力隐含等特征.     

城镇化背景下公共品供给结构偏向与城乡收入分配

近20年来中国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但不利于低技能农村入城务工者的就业,并且民生性公共品供给的相对缺乏又是阻碍入城务工者技能提升与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实证分析表明,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偏向(经济性基础设施供给相对过度)会恶化城乡收入分配。因此,抑制政府的基础建设投资冲动,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民生性公共品的均等化供给中,有利于城镇化进程中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     

输入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困境与公共品供给的现代转型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整体呈公共品输入型特征,是一种政府保障模式安排。由于存在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农户二元经济行为与农民缴费难、城乡社会保障的合理差距、行政主导自上而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理念设计与衔接等困境,政府保障模式亟须改良与规范。依据我国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资源配置关系和社会现状,未来我国社会保障在总布局上依然是城乡二元体系安排,但应保持在合理差距内。农村社会保障公共品供给应分两个阶段,最终实现社保公补模式和范围有限的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