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果然巴对宗喀巴中观二谛论的辩难——以诠释学的视角解读

14—15世纪,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重要人物对印度佛教各派别的思想有了精深的理解和主体性选择,纷纷粉墨登场,各抒己见,彼此辩难,形成了自立门户、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这也是藏传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时期,其中萨迦派高僧果然巴对宗喀巴中观思想的论议和评判,便是这一时期学术争鸣的典型例证。文章尝试以果然巴的名著《辨别正见》《了义极明论》以及宗喀巴的相关论著为文本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哲学诠释学的理论视角,探讨果然巴对宗喀巴般若中观"二谛"论的评议和辩难,由此管窥藏传佛教般若中观义理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主要特征。     

藏传佛教传入河湟土族地区的影响及其后果——兼论游牧与农业地域社会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互动

公元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湖畔之仰华寺与西藏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会晤,并皈依了藏传佛教。青海自然成为藏传佛教僧众来往与蒙古各部落与西藏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藏传佛教必然会对甘青地区的土、蒙古等各民族产生重要的影响。藏传佛教传入土族社会并渗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由此也产生了双重影响,本文对这些影响进行了阐述和探讨。认为一方面它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阻碍了土族社会的人口繁衍、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却使土族地区的寺院成为文化传播的中心,一些土族的高僧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著述与宗教实践,对加强土、藏、蒙古、汉等民族之间的有效交流与文化互动,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蒙古佛教史》与蒙藏文化交流

《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论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

元明时期,镇守于河西西部和西域东部的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回鹘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蒙古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推崇与支持,受到了回鹘僧徒的欢迎,纷纷皈依藏传佛教;该家族尽管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但在文化上却颇受回鹘影响并逐步回鹘化。藏传佛教如同粘合剂,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促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的诞生。这个新民族一方面以藏传佛教为共同信仰,从而有别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族,另一方面又以回鹘文化为基石,也与今天的蒙古族迥然不同。     

略述萨班在凉州等地的弘法事迹

萨班东行不仅与阔端商讨了西藏归顺蒙古的事宜,同时也是藏传佛教的一次大规模东传。萨班留驻凉州,在阔端的支持下,大转法轮,使藏传佛教在凉州地区得以兴盛。萨班在凉州的弘法处--凉州四寺,历经元明清三代,一直是藏传佛教信徒崇拜的圣地。萨班向蒙古、汉、藏、党项、回鹘等民族的人士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间的团结、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浅析《章嘉宗义》中各宗派的“二谛观”

"二谛观",是指佛教中各宗派对于"胜义谛"和"世俗谛"的划分和认识,代表了各宗派义理的真理观.文章对<章嘉宗义>一书中关于佛教四大宗派的"二谛观"作了初步的梳理和分析.     

浅谈藏传佛教本初佛

藏传佛教的教义教理中具有普世思想和慈悲心、良好道德的和谐思想内容,挖掘和利用这些理念,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藏传佛教是我国的重要宗教派别,他们对佛教的理解具有独特的思维和理念,并且能够将佛教的教义教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在藏传佛教当中,本初佛是重要的崇拜对象,也是信仰的核心部分。在本初佛当中,金刚总持、法身普贤、金刚萨陲是三位重要的佛像,无论是从时间上来讲,还是从本初佛的演化上来分析,金刚总持、法神普贤、金刚萨陲都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因此,加深对藏传佛教本初佛的研究,有利于日后弘扬藏传佛教的佛法,促进当地的宗教信仰进一步提升。     

浅谈藏传佛教本初佛

藏传佛教的教义教理中具有普世思想和慈悲心、良好道德的和谐思想内容,挖掘和利用这些理念,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藏传佛教是我国的重要宗教派别,他们对佛教的理解具有独特的思维和理念,并且能够将佛教的教义教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在藏传佛教当中,本初佛是重要的崇拜对象,也是信仰的核心部分.在本初佛当中,金刚总持、法身普贤、金刚萨陲是三位重要的佛像,无论是从时间上来讲,还是从本初佛的演化上来分析,金刚总持、法神普贤、金刚萨陲都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因此,加深对藏传佛教本初佛的研究,有利于日后弘扬藏传佛教的佛法,促进当地的宗教信仰进一步提升.     

试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四个维度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宗教工作及其研究的重大课题。藏传佛教中国化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佛教传入我国西藏以来,经过藏族古贤对印度佛教的戒律传承进行选择性吸收,对哲学理论思想进行理性审视,对于传承制度、仪式仪轨的吸收及改变等过程,逐步实现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近年来,在学界和宗教界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研讨不但有新的汉藏文史料披露,而且有诸多不同观点的碰撞,这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标志。笔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可靠的藏文文献资料为依据,试图从藏传佛教经典文本的藏语化、阐释方式的多元化、各教派思想传承的中国化、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化四个维度,勾勒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思想内容和现实特点。     

论米庞嘉措“等性中观”哲学

为打通佛教中观唯识二大车轨以及藏传佛教各派之教证,形成一整体中观哲学。米庞大师按“四法”:“空性、双运、离戏、等性”,将中观哲学分为由低到高的四个等级和四个认知阶段。虽然“四法”均是在胜义层面对空的理解,但单空、双运空、离戏空(离边空)均是权而非实,是为了引导不同根器的众生而说的相似(随顺)胜义,还不是真实(究竟)胜义。“等性中观”是最高阶段的究竟中观。他以其独创“等性中观”一统先哲们各种中观哲学,并使之成为一个逻辑严谨的中观哲学理论体系。米庞大师还运用“二理”(胜义理、世俗理)对中观与唯识进行了整合。即从能境角度看是圣智(胜义智)还是俗智(世俗智)在作抉择;从所境角度看,抉择的对象是胜义谛还是世俗谛。所以,二理是通往二谛的路径与方法。虽然中观各派之间以及中观同唯识之间的观点虽有高低之分,但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不是各宗派论师本身的智慧优劣,而是各派所化众生根器不同。     

苯教的现状及其与社会的文化融合

作者在多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叙述了苯教的现状、苯教寺院的分布及其历史和文化原因。重点阐释了佛苯两教在显宗方面的融合,尤其是在内道关键教义上的融合完成了这两个宗教在教义上的最终合流,提出了苯教这种与传统藏族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的融合和顺应实际上减少了不同文化传统和思想流派之间的摩擦,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效应的学术观点。     

西夏文学作品中所见儒释相融思想

随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儒释道相互融合,形成了修身以道,治国以儒,治心以释的局面。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体在西北建立的民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采取了崇佛尊儒的国策,佛教和儒家文化在西夏都得到发展,尤以佛教最为突出。西夏时期佛教已不单强调出世离俗,而更多的表现为入世合俗,佛儒共容相济,与社会接触,去劝化世人,把出世离俗和入世合俗的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本文主要对儒释相融思想在诗歌、谚语及各类字书、韵书中的表现作一简要论述。     

藏传佛教慈悲伦理与生态保护

"慈爱众生"、"利乐有情"是藏传佛教伦理思想的纲要。"慈爱众生"的伦理观具有生态道德的价值,也是佛教生态伦理的重要内容。挖掘和梳理藏传佛教的生态伦理及其实践的同时,要进一步推动藏传佛教传统生态伦理的现代转换。     

双重周边地带的宗教共存现象及其演变——以舟曲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关系为例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经过"3·14"事件可以看出,该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和平相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应该继续加强该地区的宗教交流,消除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五方佛及其图像考察

五佛思想是密教金刚乘的根本宇宙观,五方佛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标志佛教神系的完备和系统化。然而五佛体系的完善定型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图像的变化也反映出密教哲学思想的发展。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五佛的演变进行简单梳理,并对五佛组合、五佛形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进行分析,指出五佛图像变化与密教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发展密切相关。     

融会贯通东方神秘主义--塞佩赫里思想研究

本文详细分析了伊朗现代著名神秘主义诗人塞佩赫里的思想,论证出塞佩赫里将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印度教神秘主义,佛教中的悲悯思想、禅宗思想,以及中国的道家思想充分融合在了一起,实现了东方不同神秘主义哲学之间的合一。     

印度教的“救赎仪式”与印度佛教“解脱理念”辨析

从源流上看,印度教和印度佛教都是缘起于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仅从婆罗门的救赎仪式和救赎理念延续方面,可以看出印度教和印度佛教在救世论方面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路特征。不同之处在于,印度教侧重于救赎仪式,印度佛教侧重于伦理建构,在长期的发展中呈相互补益之势,这是人们在研究印度宗教文化影响时应予以注意的。     

略述藏传佛教觉囊派

藏传佛教觉囊派是12世纪末在西藏日喀则境内兴起,并具有独特的佛教哲学见识的宗派之一.该教派在近6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有辉煌亦有惨重衰败的经历.对该教派的历史兴衰过程,独特的哲学见识和密宗修炼要点,以及现实状况等问题做比较客观详细全面的论述,将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该教派的发展史.     

基于建设主体视角的羌寨重建路径研究

汶川地震后,各种力量介入羌寨重建工作,地方政府、援建方和当地民众是最主要的重建主体。根据不同重建主体在具体的村寨重建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羌寨重建大体可分为统规自建、统规统建、统分结合三种重建路径,不同重建路径对当地羌族文化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对这三种路径及其文化影响进行了调研分析,希望能为我国其他民族村寨建设提供参考。     

辽代僧尼法号、师德号与“学位”称号考——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石刻文字资料显示,辽代僧尼有法号,得自具戒时,之前用俗名;部分僧尼得法号之同时另取法字;僧尼同辈之弟子或门人的法号首字相同。辽代高僧名尼有师德号,师德之号由皇帝赐之,受赐条件为德法双馨;德高法重之大师、大德可由二字师德号晋升为四字师德号;一些高僧名尼在荣获师德号的同时,还会被赐紫及授俗官誉职,并荫及弟子和俗亲;师、德之号有差别,前者关注学问,后者侧重寺业;赐号程序是由大德而进大师,师号高于德号。辽代僧尼有学位称号,分不同层类,获得学位称号的基础是专攻之术业;学位称号有两类:一是××法师,一是讲(业、念、诵、习)××××沙门(比丘、比丘尼);在第二类学位称号中,可依其首字之含义,分为高、中、低三个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