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兴寄”说发微──一种诗歌审美运动的剖析

“兴寄”说是华夏诗国中源头最早、内涵最富、歧义又最纷纭的诗学专论。本文从研究文艺审美“自己运动”的高度，剖析审美主体、审美客体诸要素对主客、心物之间兴会感应的决定作用；把握从具象到兴象、从心绪到兴义、从立意到取境等兴象与兴义间辩证运动的过程和形态；兼及此说所涉及的心、物、象、理等古代诗学概念的疏理。通过对“兴寄”说──一种诗歌审美运动规律的揭示，体现传统诗学所具有的科学性、系统性。     

“兴”之梳探

兴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核心组成。本文全面梳理了古代兴论之繁富史料 ,逐一剖析了各类见解之源起、沿革、内涵及局限 ,进而从文艺审美“自己运动”的高度 ,论证兴是诗歌审美运动及其内在规律系统的一种揭示 ,是由众多概念、范畴、过程、标准及规定性所构成的开放的诗学体系的一个枢纽     

“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魏晋“言意之辨”前期学术语境的描述

魏晋“言意之辨”的前期学术语境即是“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傅立与冲突。本文把“言”与“意”的冲突归属到两种本体论范畴“经”与“道”的傅立上，认为“言”就是“立言”，即崇尚在儒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经”的范畴上“立言”，“意”就是“立意”，即崇尚在道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道”的范畴上“立意”。在修辞学意义上，“经”与“道”均是超感性的抽象能指，是生命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设定的两个外延最大而内涵最小且具有恒定意义的本体范畴。“经”是一个遮蔽的本体范畴，而“道”是一个敞开的本体范畴。西方古典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理论和思维形式上对应于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而不是道家诗学的体“道”本体论。道家诗学的本体在敞开中没构筑起一个中心主义，因此道家诗学理论的直觉体验没有形成一种封闭而剥夺他者思想自由的权力话语。而儒家诗学的本体论建构者以语言游戏在本体──“经”的范畴上遮蔽了这个世界，在剥夺芸芸众生的意志自由中把思想统治者个人的“唯我自由”写真在本体论的语境表象上。     

现代诗学的丰碑──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

本文作者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科学、严谨、厚重，既立足于本民族优秀的诗歌艺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的精华，同时还紧密结合着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具有高度的民族性、科学性、实践性和现代性。为此，作者从诗歌的审美术质、诗应具有的美的形式、新诗的精神──人格内容、对民族诗歌艺术传统的态度以及新诗的前途五个方面论述了闻一多的诗学理论，肯定了他对新诗诗学的重大贡献，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他关于诗的审美本质、诗美的形式、诗的人文内容及终极旨归的探讨丰富了现代新诗理论，同时也是促成他的诗学理论成为现代诗学的丰碑的基础。     

钱谦益论诗诗对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承传与新变

钱谦益所作论诗诗《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在承传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基础上又产生新变。钱氏继承了杜甫尊重前贤、别裁伪体的思想，以批评当时的诗坛流弊。钱诗延续了《戏为六绝句》“戏题”的自况心怀，但也增添了走出“嗤点前贤”的矛盾、消解讽刺的紧张等意味。钱诗与《戏为六绝句》都是以近代视野和当世视野为论述重点，但不同于杜甫对时人的包容态度，钱谦益以自己的诗学为标准，将时人划分了阵营。《戏为六绝句》论述的内容可能不仅仅限于诗歌，这种现象在钱谦益论诗诗中更是蔚为大观，他论述了文学家、批评家、书法家、画家以及女性群体，且对后世论诗诗产生重要影响。     

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结局观看古希腊人的悲剧审美人格

“人格”是个心理学概念,指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气质、能力、爱好、兴趣、习惯等心理特征的总和。所谓悲剧审美人格,即是指个人在悲剧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气质、能力、爱好、兴趣、习惯等心理特征。 任何悲剧理论都是对一定悲剧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而任何悲剧创作又是受观众以及作者本人的审美人格制约的;透过某一悲剧理论,可以窥见相应时代悲剧审美人格的状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悲剧理论的集大成者.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悲剧理论的《诗学》,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第一篇是重要的美学论文”,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概念在欧洲…     

杜甫“有神”论的审美内涵

杜甫的“有神”说不仅是对六朝以来文艺领域审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唐代以追求“有神”为中心的美学思潮的组成部分.概而言之,其美学内涵主要是指自然之美、风骨之美和兴会、灵感神妙之美.这是中国传统美学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飞跃,中国传统美学由此派生出了以“神”为精髓的理论体系.     

《杜甫终葬巩县说》质疑——与李丛昕先生商榷

《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刊发了署名李丛昕的文章《杜甫终葬巩县说》，以“杜甫终葬巩县为是而偃师为非”，否定《河东学刊》1999年第1期刊登的霍松林先生《杜甫与偃师》一文中“再次肯定了杜甫终葬偃师的传统说法”。...     

论杜濬的诗学思想

论杜濬的诗学思想李世英在明清之际诗学思想的演变中，遗民诗人的理论和创作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杜作为遗民诗人中的“大家”￣①，其诗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特色，而目前尚未见专门论述之作，本文拟作初步探讨。杜（１６１１－１６８７），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岗人。明...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印度诗学对泰国诗学和文学的影响

泰国文学传统中存续着丰富的印度诗学元素。印度巴利文诗学理论是泰国诗学的本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味论和庄严论。印度诗学的部分原理在泰国被接受并对古典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是基于印、泰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相似性。两国诗学的相异特征则体现了民族审美经验的差异,以及泰民族在吸收异质文化过程中对原创诗学的分解、融合、改造和发展。     

“物感说”与“摹仿说”比较之我见

“物感说”与“摹仿说”分别为中西古典审美方式。一般来说,“物感说”的形成是以《乐记》为标志;“摹仿说”的形成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标志。由于这两部著作产生的年代十分接近,也就成为中西古典美学寻根溯源予比较的最好样本。 由于人类共同的起源及接近的生理、心理结构,在审美思想上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同时,也由于生活环境、民族习俗、社会形态等诸多因素,会导致审美思想的差异,也包括审美方式的差异。往往,审美思想的差异又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审美特色。“物感说”和“摹仿说”一定程度代表了中西方古代的文…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探源——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研究视角

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出现,既与当时语言科学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也具有文学自身发展的深层原因。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模仿论”。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他所著的《诗学》是第一部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专著。《诗学》中的相关论述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作为近现代以来的第一个文学批评理论,俄国形式主义主张将语言学的相关方法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强调将文学的语言“形式”作为研究重点,以此分析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文学性”。这种方法论的理论来源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言词的相关论述是密切关联的。因此,《诗学》的这些论述本质上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     

元代前期科举废止与诗学观念的演变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废止对文学观念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科举被废后,诗坛发起了带有竞技意味的诗社活动,也出现了以娱情悦性为宗旨的闲散诗会。与“为文造情”的科举程文不同,元代前期文人在诗文创作中往往流露出真实情感,并在诗学理论中有“尚情”的倾向。针对科举所引发的较为功利的创作态度,元代前期诗论家尊崇自然风格,标举“尚天”理念。科举废止后,元人大量北游,在诗学理论中也推崇“尚游”思想,这与江西诗派后学所崇尚的“闭门觅句”是一种不同的创作观念。此期对唐宋诗体的辨析趋于深化,并潜在地影响了崇唐的文体观念。这些与宋代以来的诗学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宋元诗学观念的转型。     

试论严羽诗学的审美意味

严羽是南宋著名诗人,在诗学理论上亦成就斐然.他的诗学主张主要体现在其专著<沧浪诗话>一书,内容大致涵盖四个方面:对诗歌艺术的总体认识、艺术风格和体制特征、艺术表现方法和技巧、诗的批评标准.其诗学的审美意味体现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荃的理论基调;诗道在妙悟的审美取向;诗而入神的审美追求;崇尚"优游不迫"、"沉着痛快",主张艺术风格多样化.     

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诗学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西方和前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浸润下,尤其是从"左联"革命诗学和毛泽东的<讲话>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而生成的.它既发挥了革命诗学的"理知主观"之长同时又吸纳了"客观写实"之优点,其理论构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诗中的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其身上凝聚着两极对立中的审美偏移倾向;二是主观的楔入,现实主义诗学内在张力的凸显;三是对情感的肯定与认同,呈现出现实主义诗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学的主体核心部分即训谕性也就是主观的人文理解要远远偏重于客观的真实性.这是延安诗学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诗学的迥异之处.     

论审美能力及其构成

论审美能力及其构成《沧浪诗话》审美思想解析严羽《沧浪诗话》开宗明义提出了：“夫学诗者以识为主”的理论主张。所谓“识”，就是识辨诗歌的审美鉴赏能力。这种审美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需要后天的学习和培养。他重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指出“行有未至，可加工力”...     

“诗言志”: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本文通过对“诗学”及“诗”、“志”等概念的辨析和追踪,从释义学、符号学和诗学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语言的深处是一种信仰,语言的权力就是隐喻的权力。如果在诗学理论上读解“诗言志”而追寻一条意义链的踪迹,这条意义链就是在“诗”、“志”、“意”、“识”、“记”等互为训释中组接而成的。如果认为诗是书写使意义出场的文本形式,那么,主体创作的诗作为既成的书写也仅是在隐喻中使儒家经典文本指归的道德伦理出场而已。说到底,“诗言志”是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儒家诗学批评就是对“经”之隐喻的承诺,是经学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隐喻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贡献

学术界许多论者以“和”或“道”作为诗学传统核心进行广泛论述。其实,“和”是哲学或伦理学传统,而非诗学传统。中国是由“和”的哲学方法论才引申出“雍容典雅”的诗学传统。刘勰初步认识到“经”与“诗”、政治哲学与诗学不能混同,从而把中和哲学观转化为“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在“雍容典雅”诗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刘勰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认识这一点,对文学理论在向现代转化中如何处理诗学对现实的关怀,使其具备人文品位,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