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基于一项文献研究的考察与评析

对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探宄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传统,已形成两种研究视角即结构一制度与制度变迁视角。结构——制度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限定。其特点是重视组织行为的社会规则,力图呈现基层政权行为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制度变迁视角力图从动态的时空背景中来呈现基层政权的组织行为与乡村经济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突出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重塑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意义。制度逻辑一方面彰显了制度因素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重要性．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基层政权的主体性与政府间盘根错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对塑造该组织行为的影响。     

税费改革带来的难题解析

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问题是:乡村负债难以消化,″普九″发展受阻,基层政权组织的运转困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暴露了农业税制度缺陷。对策是:限期解决乡村负债,加大国家转移支付力度,撤消乡政府层次,初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化解″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利益矛盾,提高基层干部领导经济的水平,实现农民减负增收、教育发展和基层政权等公共产品的正常运转。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论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的乡村社会治理

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省先后根据《县组织法》和《县各级组织纲要》，对乡村基层政权进行建置，对县以下乡村基层政权实行自治。但由于晚清以来尤其是民国初年以来乡村政权的混乱和失序，加之抗战的战争环境，各级乡村政权虽然逐步建立，但乡村自治始终未达至预设目标，乡村自治的效果差强人意，甚至在薛岳主政湖南后以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充任乡、保长，使得湖南乡镇、保甲基层政权具有“准军事”的色彩。与此同时，在乡村建设方面，湖南地方当局推行了农业改良、农村合作事业、乡村教育以及改良水利设施、普及乡村卫生等工作，使乡村面貌发生某些变化，但由于对高度集中的地权缺乏根本的治理，加之战时的困窘，民国时期湖南乡村社会治理效果甚微。     

文明乡风如何形塑—以农村建房中邻里纠纷为中心的思考

邻里和睦,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 本文对农村建房过程中的邻里纠纷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民俗信仰对乡村治理的挑战,发现“高人一头冶民俗信仰所代表的符号象征和社会期望是造成建房中邻里纠纷的文化根源,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则为“高人一头”纠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要解决这一纠纷必须将民俗信仰、观念与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相协调,并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政村治"是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诱导性制度变迁",在特定时期内推进了乡村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但在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基层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显现出了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两者关系衔接不畅等问题。考虑到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以及解决"乡政村治"所隐含问题的迫切需要,党领导下的乡村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作的方式参与村治形成了协同合作化治理模式。这不仅化解了当前村治所面临的困境,满足了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还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发展程度,扩大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布局,为我国乡村治理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中国“三农”问题：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

制度是组织的＂内核＂,组织是制度的载体和行为角色,制度内核不同,其经济绩效不同;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和主体,而制度环境制约、影响组织的发育、成长和发展。基于上述制度与组织关系的视域构建一个＂三农＂问题分析框架,考察＂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组织演替的关系,发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挤压,涉农内生组织逐渐消亡、异化,外生组织入侵、占位,导致制度变迁主体缺失,组织演替丧失连续性和动力源泉;违反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导致涉农制度变迁滞后和非均衡;涉农制度变迁与组织演进在制度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中被＂锁定＂,失去良性循环和互动。结论指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的交互作用问题,其根源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关系异化,运行机制和内在动力遭到破坏,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组织创新的步伐。     

一种适逢其时的学术建设与现实关照——评《国内电视媒体制度变迁与绩效评估研究》

陈信凌教授的<国内电视媒体制度变迁与绩效评估研究>,是江西省社会科学文库成果中的一种.该书在形式上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梳理了国内电视制度的变迁以后,对国内电视媒体的特殊性,作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一般的组织绩效评估,无非是两种形式,或者属于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或者属于企业与公司的绩效评估.但是,我国的电视媒体的绩效评估的性质比较复杂,它兼具两种组织绩效评估征象,既有公共机构绩效评估的性质,又有企业或者公司绩效评估的特征,是一种复合形式的组织绩效评估.     

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及启示

制度安排决定了农户行为决策的所有空间 ,进而影响农村经济运行的绩效。在一场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显著特征的制度变迁过程中 ,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特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本文分析了农村诱致性制度变迁对农户经济行为及绩效的影响 ,探讨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农村制度创新带来的有益启示     

论制度结构及其互补性对制度变迁绩效的影响

制度变迁是体制改革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制度变迁中的绩效如何则直接影响改革方式和道路的选择以及最终结果。影响制度变迁绩效的因素很多 ,但制度结构及其互补性则是直接对制度变迁绩效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改革中某些制度变迁的实际效果与理论预期相差甚远 ,关键就在于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各种制度之间的共生互补性决定了单个或局部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在长期内不受制约而获得持续的绩效增长     

制度变迁的绩效传导与绩效曲线

本文引入时间变量来分析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认为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内,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传导途径有所不同.短期内,制度创新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从而直接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内,制度从属于技术创新的要求,其绩效通过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而间接地体现出来;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制度变迁绩效都呈递减趋势,但两者成因完全不同.     

关于完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按照管理民主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必须因地制宜改革现有乡镇体制,完善基层政权对村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规范发展新型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以构建现代乡村治理新格局。     

村民自治制度中民主权利存在的问题

<正>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以生产队为链条、以家为单位管理乡村群众的基层政权组织。在大包大揽的公社制度下,乡村民众只需从事流水线式的生产活动而不会过度关注与己相关的经济、民主政治等问题,很长时期内乡村民众缺乏民主意识,习惯性地养成了与封建社会无异的以"纳赋"为主的"臣民"思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的政策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从初创、改革、发展到深化的变迁历程中呈现出四个阶段性特征：工资补助以实物拨付，福利待遇实行统包制；解决工资补助拖欠问题，福利待遇趋向市场化；关注工资补助倾斜力度，福利待遇迈向法制化；工资补助“提标扩面”,福利待遇趋于规范化。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的变迁历程进行检视可发现：经济体制与财政投入影响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的政策走向，管理体制变革促进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的调整与革新，文化观念转变使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由“潜藏”走向“明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呈现出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制度断裂三种变迁样态。与此同时，“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初始成本与政策过程的“黑箱”现象使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在变迁历程中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未来在制定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时应关注政策环境因素，提升政策设计的前瞻性和民主性，在突破路径依赖中寻求政策革新。     

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绩效分析

将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分为形成期、转型期、重构期三个阶段,然后分别从经济发展绩效、公平分配绩效、农村医疗卫生产品供给绩效维度,分析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其绩效水平。研究发现：自由主义思潮支配下的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是导致制度绩效低下的主要原因;合作医疗制度在整个医疗卫生制度变迁中发挥着较高的绩效水平;财政投入机制不健全是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变化的重要因素;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必须突破城乡二元医疗卫生制度的路径依赖。     

农民组织与基层政权关系的模式分析

基层政权与农民组织的关系配置关乎中国农村的政治稳定和发展。文章通过基层政权与农民组织关系配置的类型，分析论证强农民组织一强基层政权的关系模式是中国基层政治领域中的理想形态，预示了基层政权与农民组织未来的发展趋向。     

从资源控制到资源回馈——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模式之变迁

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模式是指基层政权对于乡村资源占有、配置和运用的特定模式,主要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决定。改革之前,为满足国家推行计划型赶超战略的需要,基层政权对乡村资源形成了总体性控制的管理模式。改革之后,国家逐渐放弃计划型赶超战略,转而实行市场型比较优势战略,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模式也从总体性控制演变为有限化控制。而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后,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正在从管制型的资源控制模式转向服务型的资源回馈模式。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以江西省婺源县为例

以江西省婺源县为案例,通过对其中若干不同乡村旅游社区的制度变迁路径进行分析比较,发现：（1）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交替出现,这种交替主要取决于制度框架内各利益相关者的选择,其相互间的博弈构成了推动乡村旅游社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2）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将在一定条件下向正式的制度安排转化;（3）变迁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因此,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应提供利益相对均衡,在满足个体理性基础上达到集体理性的合理制度安排。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苏区模范乡”建设初心与振兴之路——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中的8村回访

通过对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中的8村回访调查,详细描述了85年来这8个村的境域、村域经济结构及农户生计方式的变迁;新时代才溪镇村经济持续发展,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独具特色,农民生活富裕,为中国山区长远发展、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新路径：一是基层立足实际,开创基层党委、政府、人大、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代表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二是保障村级组织和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走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和乡村两级农民集体收益分享的新途径;三是激活现有资源,利用其生态、旅游等优势,助力苏区乡村经济的结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