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污染环境犯罪的司法效能提升与多元治理机制构建

在我国,运用刑法手段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已成为司法常态。近年来通过刑法惩治,我国污染环境犯罪高发多发、恶性案件较多的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基本上达到了犯罪预防的效果。但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考察以及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精细化司法尚未完全实现。影响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的主要问题是:生态法益是否为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实质客体;不同类型的法益在污染环境罪判断中是否存在位阶差异;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应采取实质判断还是形式判断。对污染环境犯罪应走多元治理的道路,通过加强法律治理、行政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机制配置,并实现其充分协同,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研究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一般以“保护伞”纵容、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组织为并发犯罪现象,据其犯罪演进规律,可以将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围猎期、勾结期、遮蔽期、破网期四个阶段。当前,主要以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实现对该类犯罪的事后惩治。对于多因素引发的涉黑涉恶腐败犯罪,刑事处罚仅能发挥有限且滞后的作用。新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具有社会综合治理的特征,诸多预防性、行政性、政策性条款的设置有利于实现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多维度、全链条治理。以社会预防期、全面调查期、法律处罚期和危险屏蔽期为脉络,分析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不同类型和司法处置方式,可以揭示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机制。     

挪用公款犯罪认定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挪用公款犯罪是一种经济犯罪类型的职务犯罪,行为人的作案手段一般都十分隐蔽,常常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犯罪行为的性质。关于这类犯罪方面的法律规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依据我国新刑法的条文规定并结合实践经验,对挪用公款犯罪进行更为准确的认定,能够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也会给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查处和惩治这种犯罪行为带来便捷。     

新形势下村官腐败的类型、特征及治理对策

新形势下村官腐败呈现出新的类型和特征。村官腐败的类型主要有:侵吞国家利益;侵占集体利益;侵害村民利益;霸选、贿选干扰民主选举。村官腐败的主要特征有:案件面大量广;扶贫和民生领域案件高发;窝案、串案突出;"苍蝇式"腐败与"虎蝇型"腐败并存;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化。村官腐败有利益诱惑增大的现实原因,也有责任落实不力、监督机制不完善、惩治不力等体制机制原因。治理村官腐败,必须惩防并举。要加强对乡镇责任落实的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村官"不易腐"的责任机制;强化对村官权力运行的监管,建立和完善村官"不能腐"的监督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建立村官"不敢腐"的惩治机制。     

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关系探析

鉴于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关系的密切以及控制洗钱行为是控制腐败犯罪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从两种犯罪的概念和相关实例入手 ,论述了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的相互关联性 ,以期于相关立法和司法以及人们的认识有所参考和启迪     

“以法治腐”的背后——基于明代中后期社会背景下的文化阐释

明代中后期“以法治腐”的背后有其特定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文化决定了人们对腐败的认识与法律对腐败的界定是不统一的,从而造成法律对“黑色腐败”的惩治无力和对“白色腐败”的无从惩治。唯有通过文化自觉,培养国民的民主与权利意识,改变其“群体无意识”,才能为反腐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完善走私犯罪立法的思考

走私犯罪活动破坏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进步和发展。因此,走私犯罪立法内容和体例较之其他客体的立法更显得繁杂。我国刑法颁布后,为了加强惩治走私犯罪的需要,又先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了一些关于该罪的特别刑事法律决定、规定和条款。这些法律规定有：《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3）、《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1988·1）、《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1988·11）、《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12）、《关于惩…     

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一份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报告

从规范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体制着手预防腐败,是反腐败斗争走向源头治理、制度治理的关键所在。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福建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把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预防腐败有机结合起来,使反腐败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有效地提高了腐败治理的效果,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经验。本报告力求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梳理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推动新形势下惩治与预防腐败理论的创新,并提出中国转型期福建省规范行政权力、完善市场体制与创新反腐机制的方案,为推进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完善,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参考。     

美国对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启示

美国的环境犯罪可分为危险犯和实害犯两种,其犯罪构造设计不仅考虑了环境犯罪的行政关联性,还考虑到了切断行政关联的情形,为惩治环境犯罪构建了严密法网。尽管环境制定法中规定了环境犯罪的罪责要件,但法院却通过判例法免除了控方对部分行为要素的证明责任,从而使环境犯罪演变为严格责任的犯罪。实施环境犯罪的行为人不仅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而且须承担严厉的修复环境责任。研习美国对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可从中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近几年来农村腐败呈现的新态势及其治理对策

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农村腐败呈现出一些新态势:腐败案件占比提高,涉案金额攀升;村"两委"一把手腐败占比提高,腐败主体泛化多元;扶贫、惠农、征地拆迁等成为新的腐败多发、易发重点领域;腐败形式趋于多样化;腐败手段更加隐性变异。农村腐败的生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村干部各项待遇偏低,心理失衡;监管乏力,权力寻租空间大;村民自治权运行不畅,民主管理水平低;惩治力度不够,腐败风险小;廉政教育存在短板,思想防线垮塌。治理农村腐败的对策主要包括:强化利益导向,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消除权力寻租空间;加强民主管理,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大查处力度,形成全面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加强廉政教育,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根基。     

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研究

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并不是一类独立罪名,而只是以计算机信息网络为手段实施的网络犯罪和经济犯罪的一种新型犯罪形态。目前,我国对于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预防和打击还处于薄弱阶段。因此,只有通过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含义、特征、危害、类型及其表现形式加以全方位的分析,才能更加有利于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和防范,维护市场经济的和谐秩序。     

论新时期中国民营企业的腐败治理

民营企业的腐败行为不仅损害所有人和投资人的利益,贻误企业发展,也破坏政治生态,助长社会腐败风气,影响国家治理的效果和反腐败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对公共权力领域的腐败重拳出击的同时,也通过推进简政放权、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倡导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努力遏制民营企业从事腐败活动的动因。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腐败治理在经济政策、法律保障、反腐格局等方面依然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化解和应对,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隐性腐败"的治理与刑法跟进

治理"隐性腐败"迫在眉睫,而现行刑法对治理"隐性腐败"出现失调,应及时修正予以跟进规制:调整我国对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方式;将贿赂的内容由"财物"修改为"不正当好处";改变行贿行为的单一性规定,增加行贿行为的方式;调整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侵害法益的保护方向和主次地住,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增设罚金刑、资格刑.     

腐败犯罪新视野——关于《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决议》的解读

在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决议》。决议共分六个部分,分别对腐败及其相关犯罪、多边合作的必要性、预防腐败及相关犯罪的措施、反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刑事法律、国际合作以及侦查、起诉、审判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从解读决议入手,可以看出腐败的本质在于权力背逆,治理腐败的对策存在于对腐败及其相关犯罪的系统分析之中。     

腐败犯罪刑法规避问题研究

腐败犯罪领域存在形形色色的刑法规避现象,如何应对,理论界没有达成共识,相关立法和司法处理混乱无序、问题丛生。不能将刑法规避行为简单地等同于一种新型腐败手段,或者仅针对某一类型的腐败犯罪刑法规避行为提出具体的刑事处置对策。应从规制刑法规避问题的视角展开理论架构,在梳理刑法规避行为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腐败犯罪刑法规避行为进行刑事评价。具体的法治措施是:通过立法的及时调整限缩腐败犯罪刑法规避现象的存在空间,同时出台有关腐败犯罪刑法规避的司法解释,以统一裁判尺度。     

试论构建拒腐防变实践的新途径——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解读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要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有效预防腐败的重要任务来抓。政治文化是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根本取向。政治文化与人们的知识、信仰、规范、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社会评价息息相关,     

新型腐败：特征、诱因及惩治

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对新型腐败展开研究,旨在促进反腐效能的提升。新型腐败在主体、手段、危害、形式方面变异出了新特征,同时隐蔽性贯穿始终。通过归纳总结,发现腐败主体的心理扭曲、社会环境的客观变化以及反腐败制度资源不足构成了新型腐败的诱因。数字时代新型腐败的惩治需要嵌入数字技术,探寻腐败变异规律,完善反腐败协调机制,加强教育引导。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加强法制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腐败现象出现了蔓延的趋势。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预防和治理腐败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健全法制以减少腐败现象产生的机会,加大法律惩治力度以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这既是治标也是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