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福利感知实证研究——以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周边5个乡村旅游社区为例

基于国内外乡村旅游社区相关文献的分析,以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周边5个乡村旅游社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以福利满意度与关注度(即重要性认知)构建四象限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福利感知情况。结果表明:乡村旅游社区农户对福利关注度均较高,但总体满意度不高;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福利感知因地域资源条件、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经营方式及参与方式与程度等不同而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增进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福利的相关建议:(1)通过政府主导强化主要优势,巩固已有福利;(2)挖掘资源潜力改变次要劣势,完善福利体系;(3)通过市场配置突破主要劣势,增加福利来源。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葛镇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惠农工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是其两面。应用问卷调查法、深入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以江西省葛镇的新农村建设状况为例,实证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的关系,从中得出启示：两者是辩证的关系,此消彼长,不能同时消失。并据此提出三点政策建议：政府持续重视新农村建设,但阶段重点不一样;提高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素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如此,提高乡村社会自主性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长久效果的保证。     

中共革命与冀中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

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年冀中乡村的社会流动是中共革命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这种政治外力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跟西方社会学语境下的社会流动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种社会流动的运行所彰显出的并不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同时也凸显出了中共革命下冀中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之高。在中共革命所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中,冀中乡村的地主和农民还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理性,使中共革命的实践一度变成了世俗化的社会运行,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路径就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思考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多元主体重构研究

破解乡村发展的主体性难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农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有着各自的主体性优势和困境,应在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多重空间范围内重构主体角色分工,形成农民为主体、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发展模式.首先,农民主体地位应确定为生产空间的市场主体、生活空间的自治主体和生态空间的权益主体;其次,政府主导应限定为现代农业体系有效运行的制度环境构建者、乡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供给者、生态环境保护规则制定和执行者;第三,市场参与应界定为现代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推动者、乡村市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治理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的责任者;第四,让社会组织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外部环境的协同塑造者.进而,要通过多举措提高农民自主能动性、全方位提升政府主导效率、多角度探索农商共赢机制、多渠道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建多元主体能动性,真正形成乡村振兴发展合力.     

社区主导、旅游反贫与乡村振兴实践 ——以南非偏远村落CBET减贫为个案

社区生态旅游(CBET)是世界反贫困的重要战略之一.从社区主导理论出发,研究南非偏远村落CBET减贫模式发现,CBET社区参与中南非主要有NGO引导型、企业主导型、社区主导型三种典型模式,"多主体协同"是未来南非乡村社区减贫发展基本走向.本质上,社区参与模式主要以赋权社区为核心,通过经济赋权、社会赋权、政治赋权、心理赋权等方式,为村民参与乡村减贫提供合法渠道,通过塑造社区共识和内在凝聚力,创造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减贫一致行动与实践框架.与南非社区主导型扶贫模式不同,中国扶贫进程是在"强政府(主导)—强社会(参与)"框架下推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扶贫治理共同体是中国未来乡村振兴本土化智慧方案.     

乡村社会林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政府主导型乡村社会林业的发展 ,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 ,解决乡村社会林业发展的外部条件。通过政府的资金投入引导、市场体系的建设与管理、科技示范等可以有效地降低林业活动的风险 ,实现乡村社会林业的收益 ,从而有力地促进乡村社会林业的发展。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加快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的机制探索

分析了当前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成效与问题,重点论述了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进而提出加快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必须重点建立和完善以下机制:(1)政府主导的宏观监管与协调机制;(2)民间社团组织主导的沟通协商机制;(3)企业主导的组织规范运行机制。     

中美非营利组织成长环境比较研究

为了探索我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途径,借鉴西方国家依托NPO大规模参与社会管理并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社会管理经验,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中美两国NPO兴起和发展的思想、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研究发现,思想理念、市场经济、国家集权程度、自治传统是影响中美NPO兴起和发展的共性因素,这些因素所处的不同状况构成中美NPO不同的成长环境并导致不同的成长结果。最后的结论是:(一)民主政治思想是NPO形成和发展的互生性文化和思想基础;(二)市场经济崛起与NPO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三)国家集权程度和政府控制强弱是影响NPO形成和发展的政治因素;(四)人民结社与自治传统是影响NPO成长的社会性因素。研究结论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途径提供了理论参考。     

八一村乡村旅游发展基本思路探讨

在深入了解了永安市八一村乡村旅游的发展条件的基础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以当代乡村旅游发展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八一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思路:明确发展总体思路与布局;多样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策略;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开辟专题主题旅游;区域旅游线路整合策略;明确发展乡村旅游的形象定位;多样化的旅游营销方式;建立八一村发展乡村旅游保障机制等。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和效应探析——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带来了较大的影响:1.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动了县域内的农业机械化,加快了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2.劳务经济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3.劳动力流动提升了人力资本,孕育并诞生了一大批农民经纪人;4.流动让一个由"打工仔"建立起来的消费型城市快速发展;5.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自2005年以来,随着河南省农业税的全面减免、政府各项补贴的发放和逐渐增加,农民土地收益不断增加,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意愿,这势必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为此,国家应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自愿、无忧地从农业和农村中永久性地转移出去,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进一步开展"阳光工程"培训,让农民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以增加流动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可能性和竞争能力.     

统筹城乡流通体系的协调机制与路径选择--一个制度分析框架

构建了一个制度分析框架,认为城乡流通体系失调、关系失调源于流通制度、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和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约束。对城乡流通体系协调发展的机制进行了分析,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实现和谐城乡流通统筹路径选择:(1)解除城乡流通不协调的经济约束;(2)进一步完善统筹城乡流通的制度环境;(3)创新城乡流通尤其是农村流通的制度供给模式;(4)加快流通现代化步伐,以流通技术促进农村流通效率的提高,实现城乡流通协调;(5)树立现代农村大流通意识,鼓励农村流通主体的创新;(6)以"公平高效"为目标,改进农村流通监管。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开发误区剖析——以黄山市黄山区为例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为农村经济找到了新的增长点,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推动了乡村旅游进一步的发展。但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存在认识的误区。例如黄山市黄山区乡村旅游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就存在着村庄建设千篇一律、乡村建设城镇化、追求形象工程和乡村建设空心化等问题。对影响乡村旅游深入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误区进行剖析,有助于探寻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共同发展的途径。     

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立法问题

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除了依靠政府的支持,还应当依靠法律法规来维护。当前我国已具备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法的各种条件,就必须加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研究,依法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确实解决好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以促进农村医疗事业的稳定运行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选择偏好与支付意愿调查研究——山东省东部地区的证据

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农民选择偏好及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对新农村建设具体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结合对山东省东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状况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中各项具体内容的认知、参与偏好及支付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村集体组织功能的弱化对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农民支付意愿更倾向于农村公共设施、生活设施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     

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发展的演进脉络与现实态势

十六大作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抉择,其科学内涵可从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方法和发展阶段等方面理解。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构成严密的逻辑关系。这一战略路径呈现的演进脉络为立足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已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时期,其现实态势表现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城镇化滞后状况向快速发展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由国富走向民富的转型时期。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水利旅游开发的乡村旅游模式探微--以库区整体搬迁的思南文家店镇为例

水利建设中新的资源利用及库区移民未来的生存之路,一直是国家和当地政府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本文提出结合移民的现实,挖掘自身潜力,经过合理规划,走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乡村旅游不失为最佳选择.     

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下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

伴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深入发展,旅游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成为当前影响乡村旅游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选取山东省六处典型乡村旅游社区,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对比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社区居民政府信任及居民感知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在旅游感知收益与政府信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旅游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政府信任,但与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显著;（3）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均正向影响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而且社区参与通过旅游感知收益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4）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和社区依恋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社区参与和居民感知水平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