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能否易俗:明代江西地区毁淫祠事件探析

明代江西毁淫祠活动较为频繁,地方官员为使地方社会移风易俗,规范社会秩序,对用人祭祀、巫师害民、劳民伤财等不合理的祭祀现象进行了严厉打击。同时,他们又通过毁祠庙、兴学校、祀正神等措施来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信仰取向。但这一行为主要与他们的政治热情相关,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地方官员打击淫祠的效果并未持久。     

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

重大的学术变革,多半是由“大问题”引出“大思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明清江南研究“中兴”发展到今天,年年丰收之余,总感到缺少了天老地荒、披荆斩棘的刺激。当“反欧洲中心主义”破坏了原有的思考逻辑起点之后,钱穆当年说的民族发展“生力”与“病因”就成为了求解明清江南发展与不发展的重大疑难。我们或许需要暂时把许多诱人却消化不良的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搁置一旁,不计较研究的结果,更看重研究的过程,让真切的实证求是取代名不符实的宏论。例如,明清江南“城市化”概念以及所谓比率的计算,因为勉强附和“现代化理论”,反而有整容与变性之嫌,妨害我们直面当时历史的真实。通贯地考察古代与近代江南变迁的有机联系,发掘与充分运用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江南近代史料,以作为对勘辨析的重要参证,可能更有利于突破旧思路,增强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并修正原有的判断。总之,以关怀中国发展为指归,明清江南研究上下联动、“通古今之变”,理应成为未来方法论变革的重中之重。     

明代淫祠之禁

淫祠的异端色彩对明朝的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造成了冲击。为维护统治 ,明政府把禁毁淫祠以法律的形式制度化 ,贯穿有明一代。但淫祠屡禁不绝 ,主要原因在于淫祠本身对于明代社会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与明代国家的宗教、里甲制度变化和宗族势力兴起有关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

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多个群体密切相关,其中地方巫祝是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核心群体,会首、衙役等群体则是信仰活动的具体组织与参与者之一,而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推动民间信仰活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关乎信仰层面,同时也是一些群体借以谋生的途径,这应该是其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及影响

明清时期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而言 ,无论是闽粤地区丝棉纺织业、果木、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和出口贸易的崛起 ,还是两湖等地最大商品粮基地的形成 ,江西过境贸易的繁荣 ,以及华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东北地区的开发等等 ,无不与江南经济密切相关。江南在同各区域的经济交流中 ,互相开拓市场 ,共同促进了各地的商品经济活跃 ,体现了江南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密切的互动关系及江南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     

明清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

明中后期至清代 ,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市场网络体系。这使得江南经济与闽粤等地区的经济交流日益扩大 ,从而将江南区域市场纳入全国市场体系之中。本文据此探讨两地经济联系、市场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

本文着重对20世纪以来国内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几次大的“范式转换”过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主张运用环境史方法,以一种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深入探讨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揭示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形态演变--以浙东南为中心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发展达到高潮,表现在浙东南,一方面,由于军事战略地位的提升,军镇数大量增加,有的军镇已具备经济职能;另一方面,以市为核心的经济性市镇出现了历史性大发展地域分布日趋广泛,商业呈现出繁荣景象,分工逐渐明确,城市的萌芽初具.这是该地生产经营的扩大与乡村阶级分化加剧的产物.但是,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市镇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且呈日益加剧之势,如原本处于后发地位的浙东南,跟苏南、浙北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趋扩大.     

明清江南的正统寺庙、民间信仰与政府控制

作者在分析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对于佛教政策变化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江南地区以禅寺、讲寺、教寺为代表的正统寺庙的分布与变化,从而阐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政府行为在佛教控制的层面是如何展开的。进而指出,在政府意志与民间意愿相统一的前提下,政府控制行为与民间意识形态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否则二者往往处于对立状态;虽然政府行为于民间意识形态的控制十分强烈,但是民间的祠神复兴运动在政府禁毁伊始就已经开始了。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明清时期的乡约教化,是以帝王的“圣谕”为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地方传统与乡镇空间区划,自上而下建构起的比较严密的宣讲系统。在江南地区,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精英热衷教化,为乡约工作的推展及社会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明代初期的社学系统到后期的城乡寺庙,都是乡约所建设的基本选择和乡约宣讲的中心场域。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教化基础,在社学体系废替后,也以寺庙为中心建构起比较清晰的乡约宣讲网络。清代后期,从州县城市到乡镇地方,建设乡约总局与分局的行动变得非常活跃,加大了思想教化和秩序整顿的力度,为维系地方社会与重建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江南奏销案的再思考

对于清初江南奏销案,一般论者大多从清廷对士绅的政策层面着眼。文章则将此案置于清代财政制度建构的过程之中加以考察,认为江南奏销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清廷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奏销案是因为清初财政肩负双重使命,这种双重使命导致国家异常重视财政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江南奏销案对绅士的打击比较广泛是江南特殊的情形使然。     

清代宋诗选本与江南文化

清代宋诗选本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编选、校勘者多为江南人,辑撰、刊刻、流播地也多在江南,这不仅与江南丰裕的经济条件有关,还与其尚文好诗的诗性文化极为密切。江南宏富的私家藏书为清人编撰宋诗选本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清代江南科举世家的典范式崛起——以吴县潘氏为例

江南素为人文渊薮之地,清代科举世家之现犹如雨后春笋。吴县潘氏祖籍安徽,清初以业鹾迁徙至苏。经过数百年由儒贾立身,到专力举业的晋身之阶取换,在乾隆时期崛起为吴中著名科第艺文之家。潘氏子弟兰茁其芽,秀彩竞发,对清代中后期政治、社会、文学、文化及学术影响深巨。通过梳理吴县潘氏世系及其崛起的天命人为因素,将家族崛起置于清代中后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景深中,探究家族文化与文学典范性成长的动力与过程。     

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

17世纪中叶江南人民的抗清运动,有大量的士绅百姓因坚持抗清而先后殉难,这是明清易代之际重要的一页。由于王朝的更替,江南士绅的动向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嘉定侯岐曾的抗清生活日记展示了1645—1647年清廷在江南初建政治统治秩序时期的真正切近士绅们的抗清活动以及他们在清廷密网捕杀下的日常生活,在几个重要的社会层面,再现了那些宛转于刀山剑树之下的抗清人士的紧张生活,清初江南社会的不安、个人生命的微弱,以及像侯家这样在国变后坚持地下抗清、长期遭受清政府的通缉与威胁的艰难生活。其留传后世的日记,使人们能细致地感受到那种生活日常中的惊心动魄。     

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观考察

明清小说作者对科举制度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认定有失偏颇。综观明清小说和小说作者的相关著作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批判的是科举制度及实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对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小说作者并没有否定,他们不主张废除科举,所希望和提倡的是扭转科举时弊,还给读书人一个清明的科举制度。     

元明清江南学者开发西北水利的思想与实践

元明清时期,江南学者提倡开发西北水利,并有所实践。这里所说的西北,指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他们认为,国家建都北京,却依靠漕运和海运江南粮食,使江南赋重民贫,而北方和西北广大地区地利不尽、水利不修,东南之重困由于西北之坐食。为了缓解对东南的粮食压力,他们提出发展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但由于北方官员的反对而没有实现。     

明代文人神仙道化剧创作心态管窥

明代神仙道化剧承继元代神仙道化剧宣扬全真教理论,宣扬隐逸思想的理念。在主题和风格上体现出多元化特征,剧中带有浓厚的主观情绪,或追求以曲明志,或醉心于填词写心,或陶醉于自适解脱,在学仙访道中寄寓了各自的现实理想。     

近二十年来国内明清士绅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士绅最终形成。士绅拥有知识和功名,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代表国家控制基层社会,他们在地方上也担负着多种社会职能,主宰着民众的社会生活,处于官民中介的位置。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士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士绅的内涵、地位以及作用等等。     

于今写人琼南景 賸得诗人细品题（上）——明清五指山题咏诗之文本考析

明清时代五指山题咏诗16首,代表着五指山题咏诗的重要成就,这也是海南文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本文对这些诗的文本及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