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的驭人术

宋太祖赵匡胤的韬略闻名古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他担任后周皇宫卫戍部队首长时发起的政变。赵匡胤导演了一场高超的行为艺术,兵不血刃地登上了皇帝宝座,领导着宋朝初期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很多史料都显示他不仅治国有方,而且驭人有术。《石林燕语》里记载了个经典故事。     

如何评价秦始皇“书同文字”的历史作用

秦始皇“书同文字”是被研究者多年来所充分肯定的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作用的一件事。对此,我提出一些粗浅的不同意见,以求教于专家。为了突出秦始皇“书同文字”的历史作用,论者往往采取抑彼扬此的手法,将春秋战国时代文字发展状况说得几乎一无是处,如说“字体结构没有统一规定,汉字形体非常紊乱”(《文物》1973年12期10页),“只有了解了战国时代‘文字异形’的严重情况,才能充分认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重要意义”(《文物》73年11期2页)等等。这种论断是不公允的。     

宋太祖惧怕史官

大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是地道的“职业军人”出身，一身是胆，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有一样他怕，“君举必书”的笔杆子——史官。     

谈辛弃疾的政治思想

(一)“民为国本”、“惠养元元”的仁政想思 辛弃疾十分重视民众,这构成了他的历史观的根本特点。他在到建康的第三年(时年二十六岁)写的《美芹十论·观衅》中说: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饱而偷,暖而 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冤而求伸,愤而求泄, 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深痛巨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 此可观矣。……在同书《审势》中,他又以金国叛乱迭起为例,强调“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二十八年之后,他上疏《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又重申了…     

未来学和21世纪的日本

难言的理想描绘未来社会蓝图并不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从明治维新日本开国,沐浴近代产业文明以来,日本人似乎有一股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否定过去。明治时代否定“江户”,二战后则否定“战前”,同时以大洋彼岸(美欧)为楷模不断进取,接受了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西欧近代文明、日美安保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各自拥有信徒和信仰领域,相安无事地统一在日本的价值体系中。     

法律和道德在冲突吗

最近出版的《民主与法制》刊载了一位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前长江航运局上海分局党委书记蒲济生由于再婚,被儿子蒲志飞逼得“扫地出门”的事情,读之令人发指。老人何罪,再婚何罪?老年人丧偶(或离偶)再婚,本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虐待与打击?蒲济生一事是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有较大影响的高级干部还被儿子逼到这种地步,一般的老人如果再婚,境遇不是更悲惨吗?蒲济生在战争年代就失去了一条腿,长期以来,生活是难以自理的。他今年七十二岁了,丧偶     

鄂温克族民间文学概况

在西起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辉河、伊敏河流域和大兴安岭原始林区,东抵嫩江平野的广袤大地上,散居着一个人口较少(约一万人)的兄弟民族,这就是历史上以武勇、骠悍著称的鄂温克族。 “鄂温克”(或作埃温基)意思是“居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在历史上,这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也有不同的他称。如大兴安岭南麓从事农业生产和现今自治旗所在地的鄂温克人,过去被称为“索伦”;放牧在陈巴尔虎旗莫尔根河茫茫碧野上的那支鄂温克人,曾被称为“通古斯”;居住在额尔古纳左旗敖鲁古雅村、以饲养驯鹿著称的那支鄂温克猎民,则曾被称为“雅库特”。一九五七年…     

《汉将王陵变》校补拾遗

王重民等先生编校《敦煌变文集》所收《汉将王陵变》,三十余年来,专家们时有补正。今就以前所写校勘札记加以删削,录出各家所未言或看法有不同者十余条,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1、此是高皇八九年,自从每每事王前。(20页) 《变文集》校记:“‘是’原作‘事’,据甲、戊两卷改。”这样说来,伯3627(一)卷作“此事”,斯5437卷、北大藏太平兴国年索清子抄本作“此是”。如以为原文是说故事发生在汉高祖八九年间,则与史实不符,因为项羽在汉高祖五年即自刎乌江,不可能在高祖八九年尚有刘项相争的事。所以,作“此是”、“此事”均不妥。我们看这段唱词,共为八句。这两句在开头。此八句后面     

我的治学之路

一我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总的史学思想是务实,不尚空论,因此偏重史事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并力求以正确完备的史料和精炼流畅的文笔来解答一些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继承与发扬张、陈两师对宋史研究的业绩,我所撰的《“杯酒释兵权”说献疑》、《再论“杯酒释兵权”》、《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宋太祖誓约辨析》、《浅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关于李顺之死》、《沈括事迹编年》、《刘事迹编年》、《〈宋史·地理志〉补正》…     

论刘禹锡和佛教禅宗

公元805年,“永贞革新”的斗士刘禹锡被远贬朗州,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三年的流放生涯。坎坷的人生际遇,缩短了他和佛教的距离,“繇是在席砚者多旁行四句之书,备将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侣”,俨然一佛家弟子了。他还著文驳斥时人讥他“困而后援佛”的说法,欣然以“事佛而佞”自居。唐人信佛本不足怪,但刘禹锡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勇于改革的政治家,成就斐然的文学家,他一边捧着佛经爱不释手,一边作入世的政治讽刺诗,一边写批判唯心主义的哲学     

王铚及其《默记》

1 宋代记载史事的小说笔记十分发达。这些随笔性质的著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为后人研究宋代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可贵的资料。《默记》是王铚写的一本笔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虽然只有三万余言,一百零三事,但一直受到研究宋史的学者重视。《默记》记事始于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讫于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所历九朝(后周一朝,宋八朝)每朝均有所记,少则三、四条,多则数十条。其中尤以仁宗朝记事数量为最。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再加上作者在体例上没有作十分严格的限制,所以全书内容十分庞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名人逸事,甚至诗话等均有所载。其成书年代约在绍兴五年(1136)后不久。《默记》一书记事多有他书所未见者。如卷上“先子言”条记钱俶之功迹,卷中“神宗初即位”条,记     

蒋智由的生年考──读书札记

蒋智由,字观云,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他是近代“诗界革命”的主将,曾被梁启超把他与黄遵宪、夏曾佑评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饮冰室诗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那本中国《近代诗选》中选注了蒋智由的诗五首,可见选注者是注意了这位作家。但由于当时资料不足,没能考出蒋的生年,只注了他的卒年。我在七二年倡读蒋智由所作《潘雨辰先生传》(见《新古文辞类篡稿本》第十五册,民国十一年中华书局石印)一文,其中叙述“(潘)先生(智由的老师──笔者注)以民国八年已来旧历二月二十五日终,年六十有七”,又说:“先生长予十有三。…     

分封是刘邦战胜项羽的一个重要原因

楚汉战争中,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其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史学界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特别是对分封与他们胜败的关系的看法,则分歧更大。有人撇开刘邦搞分封的事实,说他走的是“一条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封建统一的道路”,因而胜利了①;有人则指责项羽搞分封是“妄图把历史车轮拖回去,从而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他也就必然被历史车轮辗得粉碎”②。而我们认为,刘邦战胜项羽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恰当地运用了分封政策;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他在分封问题上的失策。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分封诸侯不单单是项羽这样干…     

阳明“物”范畴之我见

<正>“物”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用得很含糊。除指自然物外也经常指“事”。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①这是把有人“待我以横逆”这件事当做“物”。朱熹也说:“物犹事也”。“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②阳明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物”为“事”。“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③“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④不少人把“物”与“事”混淆视为阳明“物”范畴的特色。而我认为阳明“物”范畴之特色在于,有时指“物”为客观之物,有时指“物”为主观之物或曰心所生之物。如他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可理解为客观之物。他又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⑥“以其(心)明党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⑦这是把心随境而生的意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当做“物”,此类“物”可理解为主观之物。阳明讲“格物”格的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主观之物。其所举格竹子一例颇能说明这一点。竹子是客观之物,而在身心上做的“格物”功夫是在格主观之物。下面我对这两种“物”作详细探讨。     

张载哲学与贝原益轩哲学之比较

张载(1020—1077)是中国北宋初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中国哲学史上曾有过十分广泛的影响。其学说体系独具特色,被称为“关学”。他的主要著作是《正蒙》、《易说》、《张子语录》等。贝原益轩(1630—1714)则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日本哲学史上也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博学多才,一生著作颇丰,主     

“光复会肇始于东京浙学会”说质疑——兼及鲁迅入光复会的时间问题

一九六一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沈瓞民先生发表《记光复会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一文,回顾了光复会成立的缘起。他认为光复会肇始于日本东京的“浙学会”,并说鲁迅是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光复会东京分部”成立时入会的。嗣后,有的鲁迅研究者认为“沈说显得合乎情理”,有的同志则以此为据,编撰《年谱》,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我对此说实不敢苟同。一沈先生说:“一九○三年十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我们认为战争势必延长,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在东京的浙学会的会员,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密商。第一次参加     

劳动没有潜在形态

在1962年,蒋学模同志提出了“劳动的潜在形态”(见《学术月刊》1962年第四期)这一新概念。这是蒋学模从马克思给劳动力和劳动下的定义中“反过来”“看出”的。他还以一个图式来表达“劳动形态”与“劳动过程”、“潜在形态”与“劳动力”的对应关系,力图证明。(1)劳动有一种潜在形态;(2)它就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本身”;(3)劳动力包括在劳动过程之内,所以是劳动的一种形态。所谓“潜在”,是指事物的存在表现得隐蔽或不明显。“在”是事物的存在,“潜”则     

阳明洞考

沈善洪、王凤贤的《王阳明思想评述》(《浙江学刊》1980年第一期)中提到王守仁“曾隐居会稽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人们称他为阳明先生”。马宝树的《浙东重镇——余姚镇》(《浙江日报》1980年4月12日)一文中称:“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曾隐居故乡余姚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辞海》1979年版的“王守仁”条目中,则说他“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阳明洞究竟在哪里?这几种说法颇有不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查考了有关资料,得知与王阳明有关的阳明洞,全国共有三处,而他“筑室”“隐居”的阳明洞,则在现在的绍兴市境内。     

试论佛教“差别”一词的哲学意义

佛教“差别”一词,涉及佛教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如果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许应该讨论“差别”中包含的佛教哲学问题。 (一)“差别”一词的表现形式“差别”一词的应用范围,从地理区域上说,既有中国的,又有外国的;从民族语言上说,分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佛教专用语。黑格尔在《逻辑学》著作中,曾经反复论述“差别”一词的哲学意义。他认为,“区别一般已经是自在的矛盾”,因为区别既有统一,又有分离;没有统一就不是矛盾,它只是区别或差别(参看《大逻辑》第220页)。他的意思是说,要严格划分矛盾统一的差别性以及     

论人的本质和文学——兼谈《关于文学的阶级性》

读毕毛星同志的《关于文学的阶级性》(《文学评论》七九年二期)一文,知道他意在告诉我们,对待文学作品的阶级性问题不可持机械论的观点,不但在分析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必须从大处着眼,看根本的、总的倾向”、“必须抓住真正阶级观点所在的地方”,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到“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间根本区别中的某些共通,对立矛盾中的某些统一的情况,它的思想感情的部分,就成为文学上共鸣的基础和根据”。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这些共通、统一的东西是“爱国主义思想”、“革命斗争精神”、“一些社会公认的品德”、“人人都有或可能有的某种个人情感”。这些观点在六十年代,是注定会被指为“人性论”的,然而,这确是一些很好的观点,好就好在它是从人的存在这个客观现实出发,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