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减缓问题研究

本文使用宏观数据和大样本微观数据分析了四川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的宏观表现和微观事实,并对致贫原因、帮扶措施与四川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与稳健性检验。结论显示：区域整体经济欠发达是四川深度贫困地区的主要问题,因病、缺劳动力是出现频度最高的致贫原因,技能培训和小额信贷等帮扶措施有效地提升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能力,异地搬迁与医疗救助尚未体现出对贫困脆弱性的改善作用。     

去工业化过程中的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与社会排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在去工业化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贫困群体。这些新贫困群体有着与旧贫困不同的特征。文章描述了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的现状特征,并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分析了去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致贫并遭受社会排斥的原因机制,认为非典型就业、低度就业、有业贫穷、自雇贫穷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等都是导致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遭受社会排斥的重要表征和作用因素。     

我国贫困地区区域特征及扶贫对策

我国贫困地区的特征是自然条件恶劣和社会基础薄弱、中西部成为贫困地区的主要集中区、深度贫困与少数民族聚居相互交织、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由于制度的原因,加之地理位置、政策导向、人口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贫困地区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低下。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藏区农牧民医疗救助体系运行效果评价及其指标设计——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因病致贫已经成为制约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实施制度化的医疗救助以帮助藏区农牧民尽快摆脱贫困,成为政府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全面阐述贫困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认识到藏区农牧民医疗救助由于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医疗救助体系运行不规范,未能达到既定目标和预期效果,迫切需要对藏区农牧民医疗救助体系的运行效果进行评价,逐步提高藏区农牧民医疗救助的水平.运用层次分析的方式,选择具有藏区典型特征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采用鱼骨图来表述藏区农牧民医疗救助体系的运行效果,并以此为依据设计评价指标,以期能够保障该体系的良好运行,促进藏区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     

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

贫困主体具有多样化,致贫原因具有多因性,贫困程度具有多层次性的差异。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得各种资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群体致贫的主要因素;内生动力是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的思想条件,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治理必须关注个体因素的差异,要给予不同贫困群体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差别对待必然涉及到公平正义问题,治理贫困有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问题,不能获得伦理支持,技术就会陷入具体情况复杂性带来的公正拷问。伦理支持是一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一种治理路径,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     

弱势群体“教育致贫”的原因及对策

近几年,弱势群体"教育致贫"现象屡见不鲜,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偏差等政策和市场方面的原因,当前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面临"教育致贫"问题.为规避"教育致贫"现象的发生,应加大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下移教育投入的重心,调整教育投入结构,切实增加弱势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和完善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弱势家庭的风险补偿机制.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安多藏区葬俗中的苯教文化透视

苯教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安多藏区丧葬中的占卜、灵魂崇拜、神灵崇拜、白色崇拜等习俗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这些习俗皆是苯教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遗存和反射。文章通过历史渊源、遗留现象分析了苯教文化在安多藏区葬俗中遗存的主要原因。     

流动、寄宿与归属：藏族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关系现状研究

2000年起,藏区务工型流动人口逐年提升,人口流动引发普通家庭从父亲流动到母亲流动继而父母皆流动的状态,使得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同时,从上世纪60年代之后到现在寄宿制形式成为藏区主要的学校形式。因此,当下藏族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普遍变为父母流动、家庭弱化和寄宿学校并行交织的复杂社会环境。本研究选择"疏离感"和"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作为测量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量表,以此获取藏族青少年群体对社会和家庭的态度和关系。研究结果发现33.8%的被试呈现高疏离感,同时近一半学生家庭在困境期和发展变化期处于低适应能力。结合访谈数据和田野调查资料,本研究从父母流动、寄宿形式、本土文化课程、传统文化与村落变迁几个角度综合分析导致青少年高疏离感及家庭适应能力低下的原因,并提出改善寄宿制学校藏族青少年社会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和食品保障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食品消费水平低于全国农村人口食品消费的平均水平,缺乏充分的食品保障。农村贫困人口食品消费水平低的直接原因是收入水平低,收入来源少。居住偏远,家庭劳动力少、负担重,家庭有慢性病人,劳动力文化水平低、素质差,缺乏生产技术、就业领域狭窄等是农村贫困人口的共性特征。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

现阶段,我国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扶贫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呈弱化之势,其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根据不同的致贫因子采取合适的减贫政策。事实上,所有的致贫因子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于贫困代际传递和贫困陷阱两种致贫模式,深刻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厘清这两种模式的致贫机理,对于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战略以破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长期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     

藏传佛教生死观研究

本文在阐述古印度梵我同一与轮回说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生死观的思想渊源,说明了其形成及发展的过程。佛教在藏区长期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藏族本土文化,也借鉴苯教的宗教哲学观念,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其中藏传佛教生死观以慈悲为怀的教化,对生死的认知和解脱轮回的阐释满足了历史上藏族饱尝贫困和战乱之苦的精神需求,成为藏族普遍皈依佛教的最根本成因。     

中国农村贫困形成机理的内外因素探析

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问题,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根据马克思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原理,中国农村贫困的形成机理也应从外部因素(即外因)和内部因素(即内因)进行分析,外部因素包括自然条件恶劣和生态环境失衡、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保障的缺失、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城乡“二元”体制等;内部因素包括农村人口增长快、家庭负担重、文化程度低、人口素质差、农民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低、贫困文化的影响等.针对当前我国农村贫困形成机理的内外因素,本文提出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的对策:宏观层面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扶贫政策和机制的创新;中观层面上,调整和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微观层面上,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形成民主参与式的扶贫机制.     

藏族婚姻习惯法之生命力诠释——基于甘肃卓尼和青海同仁藏族的个案分析

藏族婚姻习惯法是指形成于民主改革前的调整藏人婚嫁关系、解决藏人家庭纠纷的成文或不成文的约束性规范.时至今日这些古制俗规依然在维护藏区婚嫁有序与家庭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藏族传统宗教历史文化的有力支撑、高原地理环境的实际制约、传统婚育观念的持续影响和国家干预缺位的现实催化.     

青海省海南州藏区特殊类型扶贫攻坚研究

海南州藏区集中了青海藏区所有贫困的类型、特点和困难,藏族人口在全省六个自治州中占比最高,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生态地位、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其整体脱贫对于推动青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维护青海藏区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海南州藏区特殊类型扶贫攻坚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创新机制、精准扶贫"作为扶贫攻坚的总要求,通过理念创新、政策整合、特色产业培育、拓展完善扶贫开发方式、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教育培训扶贫力度、强化工作责任制等举措推进整体脱贫。     

多维文化视角下蒙古族聚居区贫困问题探析——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为例

文化贫困是贫困的重要特征和主要诱因,研究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蒙古族聚居区贫困问题的形成原因必须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导致农牧民接受教育的低程度,教育公平缺失导致贫困;科学素养传播途径的缺陷弱化了农牧民运用科学、摆脱贫困的能力,科学技术匮乏导致贫困;消极、落后的观念束缚着干部、农牧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精神贫困导致经济贫困;非经济和反积累的消费文化导致扩大再生产投入的不足,畸形消费导致贫困.     

构建青海藏区产业扶贫动力机制研究

青海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面积72万多平方公里,下辖2市6州。青海藏区是我国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之一,贫困状况不容乐观。笔者在青海藏区产业扶贫的主体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出青海藏区产业扶贫的特点及问题,并提出青海藏区产业扶贫的动力机制和对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效应——以西部为例

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对西部地区的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样本,对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及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具有积极效应;家庭及外出劳动力的数量、流动者受教育程度、流动者外出年限及每年外出务工的月数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均具有积极作用。     

风险视角下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形成与治理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但致贫返贫风险的长期存在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减贫成果。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家庭因风险返贫,本文着重分析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逻辑关系,包括协同性风险、异质性风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家庭能力不足、家庭负担重、风险防御能力不足三方面发现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形成机制,提出从加强家庭减贫内生动力建设、增强帮扶政策有效“输血”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条路径防止家庭贫困脆弱性发生。     

藏族文化背景下的未成年人的挫折问题--一项个案研究

通过对西藏某一高级中学和一初级中学10名中学生的访谈,利用质性研究的分析方法对收集材料的分析,初步得出藏区中学生的挫折主要包括学习挫折、经济挫折、交往挫折、家庭挫折和情感挫折五种类型,结合藏区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特点,进一步分析了每一挫折类型的具体含义和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