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相权的兴盛与衰弱(上)

关于宋代相权的认识,盛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相权没有受到削弱而是相权强盛的时期。实际上,相权被削弱和相权的兴盛都是宋代的政治现象,但是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宋代相权被削弱是局部的、暂时的,没有对相权造成全局性的影响;而相权的兴盛则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宋代实行“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原则。     

论宋代相权的兴盛与衰弱(下)

关于宋代相权的认识,盛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相权没有受到削弱而是相权强盛的时期。实际上,相权被削弱和相权的兴盛都是宋代的政治现象,但是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宋代相权被削弱是局部的、暂时的,没有对相权造成全局性的影响;而相权的兴盛则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宋代实行的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原则。     

治体、制度与国势：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引论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围绕宋代政治予以叙记论断，政治观念体现出宋代浙东学派与理学的综合影响。尤其是经制事功学的治体论，在寄托于政论的思想阐发中有系统概括和理论深化。吕中将政治精神与制度礼法紧密结合起来衡量，对于纪纲法度的中心性予以高度重视。他批评王安石变法没有把握到仁意与纪纲的相辅相成，采取了更变纪纲法度而非振起的政略，破坏国初以来形成的祖宗法，动摇了宋代立国根本。宋初太祖立国，善于因承前代旧制，灌注入不同政治精神而达到良好治效，避免动辄复古、大变法引发的大动荡。“谋国者当因法以革弊，不当因弊以立法”，是立国思维的基本政治取向。吕中概括了宰相制度“分权而共政”的精义，高度评价了李沆坚凝国本的宰相功绩，指出重议论的政治文化是为了弥补以仁立国的国势之弱，对经筵制度的分析清晰显示出制度生发、形成、完善之演变机理。“以家学为家法”的政治传统有利于养成君臣共治的治人群体。他将宋代政治变迁提炼为由创业到守成、变革的一般性政治原理，运用忠质文语言给以治体论阐释。理学观念中“法三代”与“法祖”的取向张力在《宋大事记讲义》中得到很大缓解。     

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

宋代文化政策之宽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由多种历史条件交合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宋以前中国多元文化格局及宽明文化政策历史传承的结果;其次是宋代抑武重文集权措施之偏倚所造成;另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士大夫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对皇权进行约束,是宽明文化政策之保障。     

叶适天论及其政治观照新探

学界之前认为叶适的“天”仅仅是物质自然之天,事实上,叶适思想中的“天”更为首要的是其宗教超越性和道德性的内涵。叶适的天论思想继承了上古敬天、畏天的传统,主张顺着宗教超越意义的“帝、天”而敬天、畏天、奉天、法天;其“天德”思想及其将“德”视为天命归属之唯一根据的论断,鲜明地体现了天的道德性。此外,不同于宋代理学以“道德”统合天人时注重个人之心性与“天”相贯通的作圣之学的理论和工夫,叶适以“道德”架构的天人关系,主要是落在政治视域下“君”“臣”“民”与“天”的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民众心性的上达于天,而是在君臣共治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事业来传达的。因此,叶适的天论思想承接了上古以天论为现实政治之基础的传统,表达了君臣在保持对宗教超越之天的敬畏下,以“德”为纽带,共同构建王道政治的意涵。     

近代、当代学者的相殊与相通——《元史译文证补校注》读后

由于西学东渐思潮的推引,同时也由于学术自身规律发展使然,中国近代学术在清末出现新的转机。在史学领域,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新的变通:其一是治史范围偏离正史故道,西北史地、边疆史、蒙古史成为一时之热门;其二是治史方法上突破以书证书而有所谓“二重证据法”之出现,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语)。洪钧受当时学术气氛的熏染,将视野投向蒙元史领域,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在治史方法上突破了明代以来研究元史只限于汉文史料的局限,大胆引用波斯、阿拉伯文,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学者研究蒙元史的成果,开辟了外文史料与汉文和蒙古文史料互证互补的“证补”之路,不仅使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朱熹“灯笼比喻”与宋代理学的人性观

在《朱子语类》中有一个以灯笼来说明人性论的比喻.我们按照由感性至理性“由此而彼”的认识之路来观朱熹灯笼比喻,发现其中蕴含着“本与末、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朱熹以灯笼来比喻人性有三个意义:其一,巧用比喻使抽象人性观生动、鲜明,呈现了朱熹对现实存在事物慎思明辨的观察,更使天命之性的重要意义铭刻于人心;其二,旨在表达宋代理学家“祛恶扬善”的理论,不仅用至善的“天命之性”连贯了以前的儒学人性论,更展示出宋代理学独特的“气质之性”变化向度;其三,以灯反省自身.朱熹对灯笼蕴合的“变”“亮”之特点非常重视,这样的特点被朱熹用来象征人性,贯穿的是一条宋代理学关于“自我”通过“积学明理”“存心养性”等工夫可趋于天命之性的主线.     

利人尚贤赏罚兼听——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掬要

宋代学者欧阳修说:“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搞管理,不仅要有“忧勤之心”、“纳谏之明”,而且要懂得“致治之要”,有“力行之果断”;不然反会使“事愈乖”、“听愈惑”,闹出乱子。怎么才能“致治”?我国古代论家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了系统的管理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理论的要点,是否可以归纳为:以“利人”为目标、“尚贤”为根本,“赏罚”为重要手段,“兼听”为决策、沟通的重要原则。     

宋代吏隐与文人生活

“吏隐”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之间蔚然成风。宋代士人“吏隐”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端：第一,“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以参禅念佛作为仕途失意时的精神解脱;第二,“身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湖之上”,徜徉园林、卧游山水,在庙堂政事之余获得精神上的安闲与自适。宋代士人吏隐之风的流行,是当时特定的文化环境所致．亦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达和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而这种吏隐心态渗透到此期高度发展的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弥漫于文学作品中的“吏隐情调”。     

林灵素事迹考论

却缘宋徽宗沉湎道术和有以道治国、政教合一的思想倾向 ,道士林灵素才通过迎合皇帝以及朝廷权贵而得宠幸 ,从而推动着道教达到了一时的鼎盛。然而 ,正是因为宗教不过是中世纪中国统治者的“政治”工具 ,林灵素也缘触犯“忌讳”而被驱逐。也正因为宗教的流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 ,宋徽宗将道教传播到高丽的计划没有太大的效应 ,王氏君臣所喜好的仍是本土业已扎下根来的释门“宝物” ,而企图排斥佛教的林灵素被当作危害“社稷”的头号“邪佞”加以斥责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坚持从战略全局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

与经济领域的热火场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领域,近来中日关系不断遭遇冷风。从本质上看,“经热政冷”的状况是由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同时,与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关系,也离不开日本的国内因素影响。“政冷”的发展,日益严重地制约了“经热”,而且由于中日关系的“政冷”已由历史认识和外交层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领域的摩擦,这更使“政冷”日趋危险。为了避免发生有违于中日根本利益的冲突,必须从战略全局来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     

北宋崇宁五年的泰山碧霞元君封号

泰山玉女起源于唐代民间的祭玉女泉之俗,后来宋真宗更换玉女石像,宋哲宗时建玉女祠,使玉女神逐渐从玉女泉崇拜中分化出来,而成为泰山碧霞云雾奇观的化身。北宋崇宁五年,徽宗封泰山玉女为碧霞元君,就体现着泰山玉女与碧霞宝光的结合,也反映出北宋朝廷对女性之神的封号制度。     

《文潞公集》版本考略

文彦博是北宋与富弼、司马光齐名的政治家,其诗文书法俱佳,在北宋政坛与文坛举足轻重。镜考《文潞公集》版本源流和比勘现存的版本,有助于分析研究文彦博的创作特色和思想理念,从而更好地去了解北宋中后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和社会政治文化风貌。     

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

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军政体制,主旨在于防范武将,其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在宋与辽、夏、金等战争中更多有具体表现。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宋人,也多有论争、批评和改革的倡议。但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遂导致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的恶性循环。宋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始终未能改变。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创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模式。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充分行使参与民主政治和共同管理民主政府的权利,而且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为巩固、建设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

“官家”,是宋代皇帝最为流行的称谓。从“天子”到“皇帝”,再到“官家”,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君权神授”观念的某种微妙松动,包蕴着一些值得关注的时代信息。“官家”这一称谓在宋代的流行,事实上已多少把“官家”视为“职业分类”而与“农家”、“渔家”、“酒家”等等置于同一层面。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才有了宋太祖君臣关于“天下何物最大”的讨论,才有了天下“道理最大”,“不以天下奉一人”的朝野共识,从而明确了皇权应置于“道理”制约之下的理性定位。     

《宋史·礼志》所载赏赐考论

赏赐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宋朝诸帝赏赐的原因、物品、对象、标准及特点等,就《宋史·礼志》所载来看,与前代并无多大不同。但在具体进行赏赐时,宋朝诸帝则有着重文轻武、轻民、讨好强大、轻视弱小等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交往的严重弊端。因此,宋朝最终灭亡,当与统治者未能合理地运用赏赐这一统治手段有着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