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余上沅、赵太侔和熊佛西“国剧”理念的差异——“国剧运动”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余上沅、赵太侔和熊佛西均是“国剧运动”的中坚，都为“国剧运动”的倡导不遗余力地努力，而且都撰写了代表“国剧运动”倡导者们的艺术理想和包含了他们艺术个性的专题文章。但他们在表述自己的“国剧”理想和戏剧主张时又是有差异的。余上沅的“国剧”理论核心是崇尚“写意”，赵太侔的“国剧”追求世界性的通性与民族性的个性的融合，熊佛西则强调和重视戏剧的“内容”先于“形式”。     

创建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中国剧--余上沅国剧理论评析

作为对五四"工具论"戏剧观的反思,余上沅的国剧理论指出了戏剧应当艺术地表现社会人生;强调戏剧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倡导中西戏剧融合以实现戏剧的民族化,创建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中国剧,并在"国剧运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实绩,对于今天中国戏剧的发展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从“反传统”到“再造文明”——“五四”现代性方案再认识

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五四”现代性方案受到多种责难。人们指责“五四”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对传统资源完全漠视和否弃。其实,在“五四”前期,新文化人之所以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正是基于作为现代性前提的“进步”观念。到“五四”后期,新文化人已对现代性方案作出修改。他们改变全面反传统的思路,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资源的珍视和肯定;同时实际致力于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尽力为现代性建构寻求传统的支持。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是近现代文化界几经讨论的重要问题。晚清的新学旧学之争,“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之辩,三四十年代的“本位文化”与“西化”、“工国”与“农国”的大讨论,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文化课题的表现。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学术界、文化界的兴趣。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谈几点意见:(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否现代化的障碍?(二)、中国文化近     

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飞跃

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践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推动形成了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全新飞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擘画出一种“大现代化观”,在将现代化作为世界性进程整体考察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在驾驭资本逻辑中改写现代性基因，为当今世界全人类的现代化问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人为主体、复合全面、多元全球”为鲜明特征，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窠臼的理论超越。     

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

胡适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并不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全盘西化”实为“全力西化”,是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手段而非目的。胡适并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其文化现代化的思路是通过全力西化的努力,使中西文化充分交融,经过“适者生存”法则的选择,最终建立包含中西文化精华,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冯友兰《新事论》探究中西文化问题的思想价值

在<新事论>中,冯友兰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文化问题,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将是现代化与民族性的相结合.在他看来,现代化并不是西化或欧化;现代化也不只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类型转变,同时还要保留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这种思想超出了全盘西化论、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局限,为后人思考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现代儒家文化的传统与创变——以熊十力本体论为视角

现代新儒家自兴起以来,一直以应对现代化困境和复兴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这种复兴与应对,会通中西,融贯今古。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性”研究的一部分,以熊十力为例,借剖析其哲学特色,可以探析中西文化的异趣。熊十力发挥了《周易》“生生之谓易”的精神,对比柏格森看待“生命冲动”的解读,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别开生面。现代新儒家立足中西文化交流,以彼此之优长互补彼此之偏,救时代之弊。熊十力哲学以儒学生命之“本”融贯了现代性的要求,从而实现儒家精神的返本开新,成为儒家文化现代化尝试的开篇之作。     

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和建构现代民族文化身份是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纠缠始终的两大问题.五四时期,在世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作为对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现代性单雏体认方式的否定性回应,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质疑进化论以暴露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局限性的同时,亦从这两个方面展开了对文化现代性的理论设想.在这一意义上,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中庸平和的主张背后所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现代精神,它理应和激进主义合力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进程.     

熊十力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改造与转进

中国近代以体用范畴对中国社会出路的探索继“中体西用”与“西化”论思潮后,梁漱溟以“意欲说”文化哲学对“西化”论展开了再否定,但却重蹈了体用割裂的覆辙。此后,熊十力通过“本心”本体论哲学建构对梁漱溟的思想予以改造与转进,从而以体用一致原则构建了一种堪称“中体新用”的中西文化融合理论模式,在唯心主义路线上完成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辩证综合的理论任务。全面梳理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思想发展进程,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发展规律以及推进当代中国与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创新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现代中国的两种现代性内涵及其话语策略

近代以来,有两种现代性话语在清末和五四前后传进中国。一种是文化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即以一般的西化、现代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两者皆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性话语而接受和引进,并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使其揉进和变成本国话语,用以对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进行结构与秩序的重新阐释、组织和叙事,从而达到组建现代民族国家或革命建国的现代性目的。     

越过现代性的陷阱

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性观念被引入中国。五四以后,现代性关怀长期失落。在８０年代改革开放运动中,现代性重新被请回来。９０年代又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包括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学和新左派等。现代性在中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遭遇,不断被肯定、被否定的命运,既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曲折,也缘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充满疑惧。渴求现代性是出于救亡图存和不被“开除球籍”的压力,疑惧现代性则是对于失去民族性和现代性负面效应的…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冯友兰《新事论》探究中西文化问题的思想价值

在《新事论》中，冯友兰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文化问题，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将是现代化与民族性的相结合。在他看来，现代化并不是西化或欧化；现代化也不只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类型转变，同时还要保留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这种思想超出了全盘西化论、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局限，为后人思考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论汉语精神与"西化"问题

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于汉语的反思,实质上是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文学创作界对于衔接汉语传统的努力,实际上昭示着人们对于现代汉语中“恶性西化”的不满和批评,昭示着文化界对于汉语精神的深刻醒悟和孜孜追求。“汉语精神”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流动的系统和过程。提倡“汉语精神”,并不是一味地反对“西化”,而是要提倡“善性西化”,反对“恶性西化”,其核心是处理好现代性与古典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中华性与西方性的关系。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再谈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兼答批评者

20世纪 80年代的戏剧观念大讨论混淆了政治教条支配下的伪现实主义与艺术话语中的真现实主义 ,笼统地排斥与消解之 ,鼓吹现代主义又仅得其皮毛 ,完全忽视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股潮流所共有的现代性问题。 90年代戏剧在诸如“红色经典”、“形式创新”的口号下 ,复辟着早被历史唾弃的旧东西。对五四启蒙话语的解构大大助长了这种复辟倾向。因此 ,有必要重提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现代化"观念溯源——《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

以罗荣渠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认为:中国知识界于1930年代阐述的“现代化”概念,是由中西文化讨论中的“西化”概念引申而来,有助于克服“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概念的片面性。他们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其实,经过1935年的“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的论战,确实出现了由“西化”向“现代化”观念转变的现象;但以《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作为这种转变论的重要依据,不仅存在逻辑问题,而且也混淆了历史的时空次序。《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基本上不以中西文化问题作为出发点,而是围绕着中国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展开。讨论是在唯物史观兴盛的语境下发生的,或具有党派政治背景,可以视作日后中共普及的中国现代化观念的一种思想源头。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开启者。时代、环境和教育等因素育养了其诗学中的现代性。世界视野和科学思维是其诗学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前者使他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比前人更高角度、更多视角看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文化；后者使他的诗学研究不但更客观公正，而且更全面深入，也更有成效。断裂是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最大特色，闻一多诗学具有决裂传统阻断西化的双重断裂性。民族性是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要求是其诗学现代性的终极目标。     

论“五四”社会问题剧

社会问题剧在“五四”剧坛的流行,是“五四”时代精神与“易卜生主义”契合的产物。其个性解放与社会改造的主题内涵,推进了中国戏剧题材与主题的现代化变革;然而抓住“问题”而忘掉“戏剧”,问题剧在艺术表现和戏剧的自觉方面却少有现代化;问题剧的直面现实使中国戏剧靠拢现实主义,然而其政治化、观念化和理想化,同时又留下阻碍中国戏剧现实主义发展的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