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哲学“本质”概念研究

“本质”概念的确立对于研究西方本质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关于“本质”的探讨势必要追根溯源到西方古典 哲学时期,但是西方本质主义哲学并非一开始就确立了“本质”概念,它是随着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对万物本原追求的发展,经过 柏拉图的努力,最终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确立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本质”的研究奠定了盛行西方千年的本质主义.通 过分析西方古典哲学时期各家“本质”概念的理论内核,鮮明展现此时期“本质”概念形成的发展脉络。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论断

在人的本质观上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三个重要命题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是政治动物”。这是他分别从理性认知和社会生活两个视角对人的哲学的把握。“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这一命题集中体现和概括了古希腊爱智慧的传统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强调人超越于动物的精神属性 ;“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素朴地猜测到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命题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亚里士多德在人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的缺陷在于 ,他没有充分重视和发挥手脑结合的劳动实践 ,而这恰恰是理性和社会性得以产生和统一的基础 ,是人的真正本质。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一个古老的思想渊源     

“存在论差异”与“本质与实存之区分”——论海德格尔的两种“区分”思想之关联

"存在论差异"和"本质与实存之区分"是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两种区分思想,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主线作用,它们之间的区分和联系因而值得一问。"存在论差异"与"本质与实存之区分"问题都"牵系于"对"存在自身"问题的探问,但此二者的"牵系"方式是有差异的。"本质与实存之区分"只是思考了作为"在场状态"(ousia)的"存在者之存在"的自身分裂,还不是从"存在之为存在"而来的自身分裂。在这种意义上,"本质与实存之区分"问题根本地归属于"存在论差异",后者以自身的"被遗忘状态"决定了前者在形而上学中的历史性的主导地位。     

亚里士多德实体思想的逻辑进展

实体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以实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建构呈现为一个圆圈。它由形上问题出发“下落”到实体，通过《范畴篇》对实体的探讨，又“返回”到形上问题。这使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脱离了抽象性，有了现实的根基，从根本上克服了柏拉图理念论的二元分离。     

哲学的身份——哲学的非哲学化

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起,“哲学”一词就意味着召唤人们追求超感性的实在而疏离现实的感性世界,“哲学”成了“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柏拉图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中世纪的基督教形而上学和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都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变种。但是,同此种意义的哲学之发展相伴随的,是对形而上学的不断批评的历史:从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起到近代哲学家休谟以至康德、黑格尔,都对这种旧形而上学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批评。黑格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观念“关心事情本身”和“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使他成了以反传统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代现象学的先驱。海德格尔以时间为存在的本质,宣告了崇尚超感性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哲学”的终结,强调今后的“思之事”(与旧的“哲学之事”相对立)应是崇奉时间之内的现实有限性,而又注重“有限的超越”。哲学从此由疏离人生的超感性的天国下到了具有诗意的人世,西方现当代哲学正以不同形式实现着传统意义的哲学之非哲学化,亦即哲学的现实化,哲学在其他非哲学的人生活动如科学、道德、审美等活动中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哲学的仙女,作为对人生各种凡俗活动的理性反思和追问之学,既来自人生,又高于人生。哲学永远在仙凡之间翱翔。     

“实体－主体” 原则与本质个体

“实体 － 主体” 原则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理论的核心原则， 但是它与其谓述理论的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揭示， 从而它的内在理论实质也就不能得到清楚的说明。 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谓述理论的深入分析， 不仅证实了 “实体 － 主体” 原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成立， 而且还通过对谓述理论中的一些特殊反例的分析， 揭示了 “实体 － 主体” 原则对本质个体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实体的肯定。     

论一种伦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传统形而上学以本体论为基础,以追求“同一”和“总体”为导向,但这种形而上学严重漠视了他者不可还原的他性,具有一种内在的暴力倾向。莱维纳斯从柏拉图和笛卡尔身上看到了超越存在和内在性的可能性,在现象学的帮助下,通过对他者的“脸”的分析,建立起伦理是第一哲学的原则。这种伦理的形而上学主张他者优先,伦理先于真理,责任重于自由。在德里达的批判下,莱维纳斯后期在语言的向度上重塑伦理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问题性初探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以＂存在＂作为研究对象,在形而上学问题上调和了米利都学派和柏拉图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在＂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暴露了其固有的矛盾。揭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清理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必修课。     

从"实体"到"超人"——海德格尔论主体问题的发展过程

主体问题构成了形而上学的重要维度 ,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本质归结为命题“存在状态与思想” ,进而从存在者与人的关系角度回顾了形而上学史上主体问题的孕育、发生、发展和完成。本文对海德格尔的回顾作出分析 ,指出此回顾植根于其思想主题———存在问题 ,并对其“主体问题完成于超人学说”的结论进行了重新解释和限定     

论传统形而上学的歧义

传统形而上学至少有两个重大歧义:一个涉及到对于形而上学对象(实体)性质的理解,它牵涉到柏拉图路线与亚里士多德路线的区分；另一个涉及到对于形而上学对象(实体)数量的理解,它牵涉到存在论与理性神学、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的区分。我们把前一种区分称之为典型形而上学与离异形而上学的区分,认为通过厘清这种区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形而上学作为“第一科学”(或曰“科学的科学”)的命运以及形而上学内部不同性质的学说在这一命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我们把后一种区分称之为一般形而上学与下属形而上学的区分,认为通过厘清这种区分有助于消除形而上学内部不同学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上的种种混乱,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形而上学”这一学科。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对比综述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直接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起点,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又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摆脱了柏拉图过于沉溺的理想主义色彩;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日趋没落,柏拉图认为社会应该是整齐划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应是多元化的;柏拉图提倡公有制,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制;柏拉图提倡人治,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柏拉图注重演绎,亚里士多德则注重归纳。     

传统存在论的确立及其现代发展

“存在”是西方几千年来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文章首先追溯存在的词源,并且阐述由巴门尼德所开创,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西方传统存在论。这一传统的根本确立,就意味着他们区分了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认为真理只属于超感性世界。随着近代认识论的转向,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成为了中心问题,传统存在论问题在现代发展中也陷入了危机。从笛卡尔到康德,存在思想不断变化,逐渐被主体所同化,并且被黑格尔最终完成。文章最后将阐述现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对传统存在论所进行的彻底批判。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以正义与智慧为视角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就是指柏拉图对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和思想。鉴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在柏拉图＂政治-哲学＂观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这个视角探查柏拉图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缘起;柏拉图＂政治-哲学＂观的正义与智慧视角;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消解,即正义与智慧、政治与哲学的整合。     

柏拉图政体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柏拉图的政体理论是其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研究柏拉图政体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即《理想国》中“最好的政体”与《法篇》中“次好的政体”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学界对此问题的三种代表性观点,笔者澄清了关于柏拉图政体理论的种种误解,阐明了柏拉图论述“最好的政体”与“次好的政体”的真实意图,探究了柏拉图政体理论对我们的意义和启示。     

作为认识论的相论及其历史影响

柏拉图的相论是由本体论与认识论两部分组成的,作为认识论的相论实质上是一种对本质直观的认识论方法,而辩证法则是认识的途径。作为认识论的相论是人类知识可能性与确定性的重要保证,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亚里士多德、近代大陆理性主义及康德、黑格尔的认识论都受到相论的影响,而排斥相论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必将导致不可知论。在现代哲学中,现象学本质直观的理论实际是对相论的继承,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认识论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影响。     

是与善的分类及其意义——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开出"元实践学"的尝试

柏拉图把理念的“善”看作万有的太阳,这个“善”同时又是最真的“是”,二者是一个整体。他主张人要从认识万有上升到认识“善”,再把对这个“善”的认识带回到改变万有的实践之中。亚里士多德把“是”分为十个范畴,并否认“是”本身是一个超越它们之上的种,同时认为“善”跟“是”一样具有多种意义,实践中的“善”都是具体的,“善”的理念对实践没有意义,从而把对“是”的研究和对“善”的研究分离开来,把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分离开来。为解决理论领域的普遍性和根本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形上学”,但实践领域的“形上学”却付之阙如。事物的存在是浑然一体的,在理论上被分成范畴的认识在实践中如何合成整体,这就是“元实践学”或“实践的形上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解蔽“苏格拉底问题”

“苏格拉底问题”由“德性即知识”和“德性可教”两个命题所构成，围绕这两个命题存在着长期误解和以讹传讹现象。“德性即知识”不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而是源于亚里士多德转述而由后人“过度诠释”的“假命题”：“德性可教”不是苏格拉底的观点，恰恰相反，苏格拉底原本观点是“德性不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