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赎罪问题考述

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简牍材料对汉代赎罪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并对密切相关的汉代赎刑制度作了必要的分析。汉代"赎罪"有三种含义(一)指依照法律条文应处以"赎刑"之罪,是一个概括性的"罪"的概念;(二)指舍弃本刑而易科赎刑或以其他法定的方式除罪,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三)指在法律制度外,通过缴纳钱财、削除爵位、提供战功或劳役及其他途径除罪、减刑。这三种意义上的"赎罪"在汉代一直存在,而其具体内容则随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和时代变迁而变化。     

汉代上公制度考述

上公指位在三公以上的公。自高后元年上公制度确立后,上公的范围、职权和官属都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表现出因人而异和因封而异的特点。     

汉代同姓诸侯王婚姻状况考述

两汉时期诸侯王一般妻妾众多。西汉时诸侯王的妻妾名目与皇帝后宫略同,人数也较多。随着诸侯王地位的下降,东汉时名目大为减少,对妻妾的数量也有了限定。诸侯王由于地位的特殊,其婚姻也易受政治、重亲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诸侯王不能审慎地处理后宫问题,则会影响其最终的命运。     

汉代儒士思想之考述

关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题目,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从历史和比较文化的层面,全面地考察了儒家知识分子,并得出了基本的结论:在苦心孤诣地重新找回“道”,传播文化、调适政治方面,儒家知识分子(他或现在日见重要的她)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要求道德的正当纯洁应优先于政治上有关自身利害的权宜之计,社会责任感应隐身于沉默的思想之下,历史意识和文化意义在学术研究中应完全连贯为一体。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却忽略了成就儒家知识分子投入政治、关心社会,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与其多元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巨大断裂和严重的紧张状况。所有的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负他们价值和表现形式的载体的实现,而这个载体就是思想。本文打算从他们的思想层面出发,截取两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去考察儒士,并挖掘出真正属于他们那个群体的一些特点。     

汉代捕系文书考述

文献所见的捕系文书主要包括逮捕诏书、诏狱书,中央和地方发布的各类通缉、逐捕文书等。对于罪犯的逮捕,除高级官吏等特殊人员需要诏书或诏狱书等文书命令外,均不需要逮捕令;对于逃亡犯,上至皇帝,下至地方郡县均可发布文书进行通缉,并根据案件需要确定通缉区域范围,有的通缉文书张贴于乡亭里所,让吏民尽知,广泛网罗搜捕,如名捕诏书,而有的通缉文书只令特定的执行缉捕任务的官吏知悉,以防止罪犯再次逃亡或隐匿。     

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现代价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在实践中，汉代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方面的社会政策，以“孝”作为官吏选拔的途径与评价标准之一；用社会政策和制度培育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以礼入法”，对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对孝的行为进行硬约束。汉代的措施给我们当今培养敬老爱老的风尚提供了有益借鉴。     

汉代河西戍边军队武器装备考述

汉代河西戍边军队配备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文章拟从武器的种类、生产及储存、守御器备、武器的管理几方面论述河西戍边军队的武器装备问题.     

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家庭父子关系的深层结构研究

莫言的小说中深描的乡土世界家庭内部和谐与不和谐的父子关系,在表层的父子关系结构中深藏着汉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男性特质的家长制思想;用"孝"的道德元素代替平等交流的"爱"的文化思维;好"面子"的文化思维。这些结构模式并不仅仅存在于以往庙堂文学、知识分子写作中的其他阶层的父子关系中,在乡土世界里的普通的、没有过多知识和文化的农民家庭内部这些深层结构更加根深蒂固。莫言的小说通过对农民父子关系的深描,一方面纠正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作家对农民"乡野村夫"不懂"礼教"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深入揭示了乡土文化的根性和恒久性。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汉代官吏病免问题考述

病免是两汉官吏罢免问题中的常见现象。最初政府对病免有严格规定,疾患严重到胜任不了或暂时无法胜任某职,才可免官。但因官吏疾患程度判断的困难以及出于行政运作效率的担心,政府又常允许以病免官,病免现象渐多,疾病甚至成为人们善意或刻意的借口。由于病免具体情况、禄秩高低的不同,批准程序也有差异,地方官吏较京官简易,公府属吏比政府官员容易,名望高的公卿获批最难。除少数特例外,官吏病免后不再享受政府待遇。病免者因曾经的阀阅与历练,未来再仕更为容易。他们再起家的方式以直接征召为主,且病免前后的禄秩变化幅度总体不大,反映出两汉官僚体制的开放性以及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     

先秦儒家孝伦理及其在汉代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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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侯国的动态考察

侯国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县级行政单位,封侯而设,侯免则废。西汉时期,侯国经历了从直属中央到从属汉郡,从遍布王国到尽归汉郡的变化;西汉有侯则有国,东汉有侯则不一定有国。从侯国的变化不仅可以看出两汉间列侯地位的下降,也可以看出汉中央在利用侯国赏功的同时,成功地利用侯国来削弱王国。侯国的设置是人为的而非经济发展的结果,其设置与废除为汉代地方行政带来不良影响,为纠正此弊,东汉政府采取了省并县邑及乡、亭侯不立国的对策。     

汉代保护小农政策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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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伦理与汉代家系继承制度

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传世古籍未有具体记载,张家山汉简之《二年律令》所见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却多达20款。汉代家系继承法主要体现在爵位继承和户主继承上。张家山汉简律对家系继承关系的规定,展现出汉代家系继承制度之宗法伦理特色:一是家系继承以血缘亲等为中心,体现出家庭成员的身份等差;二是兼顾婚姻关系,规定了妻子的继承权;三是宗法血缘关系之入律是从立法方面开始的,也体现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家系继承法律规定与家系继承实践存在差异;四是父系血统关系是逐渐增强的。汉代家系继承法既以立法的形式强调了宗法伦理关系,也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并加强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关系。     

汉代母权研究

“汉家旧典，尊崇母氏”。在汉代，母亲地位虽然次于父亲，但由于统治者大力宣传孝道，汉代的母权得以确立和彰扬，母亲在家庭中拥有一定的权力。汉代皇室的母亲还积极参与政治，汉代母后频频干政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汉代的母权。但是汉代的母权仍从属于父权，母权并没有超越男尊女卑的社会框架。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 ,文、景时期 ,积极进取 ,逼黄老思想退位 ;武、昭、宣时期 ,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 ,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 ;元、成、哀、平时期 ,成为治国主导思想 ;进入东汉以后 ,又让位于《孝经》 ,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 ,文、景、武、昭、宣时期 ,《鲁诗》学盛行 ;元、成、哀、平时期 ,《齐诗》学超乎其上 ;东汉《毛诗》学兴盛 ,《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 ,与政治关系的远近 ,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     

汉代推行孝道教化的途径及启示

汉王朝作为第一个公开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王朝,运用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手段,使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常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从此以后,孝不仅成为支撑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支柱,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使孝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积淀成民族的文化心理,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赋在汉代的兴盛同帝王的喜好及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有关。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由于社会的变化及作家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的赋总有一种成为主要体式,内容也由初期阶段的歌功颂德到注重作家的个人感受,最后到直接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但即使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有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