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各朝名称的由来

仔细考察中国自夏朝以至清朝各朝名称之由来 ,大体有两种情况 :由夏至宋均以其第一代帝王的发祥地、分封地或封爵地为其名号 ,元、明、清三代则从政治学意义上命名。以下对中国古代主要王朝命名的由来做简要的介绍。夏朝 :公元前 2 0 70年～公元前 1 60 0年。其活动的主要地域在黄河中下游 ,即古代称之为“夏”部落联盟的地区。商朝 :“商”本为部落名 ,约公元前 1 6世纪时 ,在其首领汤的领导下灭掉夏朝 ,建立了以自己部落名命名的商朝。周朝 :周的先祖古公父由 (今陕西旬邑 )迁至岐 (今陕西岐县 ) ,始称自己的部落为“周”。公元前 1 0…     

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与天下治理

大禹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标志是作为“诸侯之长”的部落-方国联盟盟主之位,由选举变为世袭,进入了最早的王朝阶段。大禹通过治水将“夷夏-东西”沿线各地方国、部族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整合,再结合征三苗等战争行为,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成了夷夏联盟天下“诸侯”的盟主。《左传·哀公七年》描述夏禹时期诸侯会盟,“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甚至拥有了诛杀防风氏首领的大权。体现在礼乐制度,就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二里头式牙璋等礼器和传说“铸九鼎”的规制。此一时期,早期王朝虽然建立,制度雏形已然推广,甚至出现了早期封建的萌芽,但各异姓部落、方国的内政仍旧是高度自治的,如当时平行存在的商、周二族基本可以做到各行其是。大禹体制在统一联盟与地方共同体自治方面,达成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平衡。     

《夏史论丛》简介

<正> 由中国先秦史学会编辑、齐鲁书社出版的《夏史论丛》最近出版。该书共收论文20篇,20余万字,涉及到近年来夏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下面分三个问题作一简要介绍。一、何谓夏文化?其内涵是什么?《夏史论丛》集中讨论了这一课题。王玉哲在《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所谓“夏文化”,主要是指商汤灭夏以前夏族人在其发展阶段中所创造的文化。王克林《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一文则认为,夏文化首先是以国家出现为前提的夏王朝时期,夏部落联盟、各氏族部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内,共同创造的自身文化系统、发展序列和文化特征的山西东下冯类型,河南二里头类型的考古文化。李先登在《夏代夏族地域初论》一文中则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晋南的唐虞族与豫西的夏族结成了强大部落联盟,开始是唐虞族作为盟主;尔后是首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夏王朝的夏族成为盟主。从此,晋南地区也就成为夏朝统治地域     

尧舜禹时代新论

按史学界相沿已久的观点,尧、舜、禹是三位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的时代处于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化的门槛,他们是夏王朝建立之前,也就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三位英雄。但这仅仅是根据传说的推论,有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令人疑窦丛生。而且,有关尧、舜、禹的传说到了秦汉时代已是众说纷纭,以致司马迁在撰写他们的事迹时也不得不“疑则传疑”,对许多问题无法做出定论,更何况我们比司马迁又晚了二千年。笔者认为,要真正了解尧舜禹,真正认识他们的时代,必须从新的角度,寻找能勘定其时代的历史坐标,这个坐标应当是大洪水。尧舜禹时代,实际上就是一个洪水泛滥的时代,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直到大禹时代,才     

古代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的过渡──试析尧·舜·禹的“禅让”

古代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的过渡──试析尧·舜·禹的“禅让”侯玉臣古代中国的奴隶制国家始于夏王朝。在夏王朝之前，是人们称为“禅让”时代的尧、舜、禹的时期。以往学者多将“禅让”看作是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制”。还有人称其为“二头政长制”。就是说，在历史...     

“多子”、“多生”与殷商社会结构

通过人类学研究成果来分析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多子”与“百姓”的结构特征及其关系,可知殷商在武丁以前大体上是部落联盟社会;武丁及其以后的殷商则是酋邦社会。“多子”即“里居君子”,亦即“王人”,是殷商社会王部落中的众氏族、氏族长;“多生”即“百生”,亦即“百姓”,是殷商的其他众部落及其首领。     

撒拉族历史札记三则

<正> 一 族称 撒拉族人自称“撒拉尔”。究其称谓渊源,“撒拉尔”应是“撒鲁尔”的变音。 撒拉族的先民来源于中亚地区西突厥乌古斯部落的一支:撒鲁尔部落。乌古斯既是部落名又是部落首领(汗)名。乌古     

中国古代国家元首称谓小考

中国历朝名称不同,国家元首的称谓也不一样。 “帝”是中国国家元首产生前原始社会部落联盟公职人员的称谓。在中国上古史中,黄帝、炎帝以前没有称帝的。黄帝的“帝”与炎帝、帝尧、帝舜、帝禹的“帝”一样,实际上是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军事首长的称谓。 国家元首的称谓是伴随着国家产生而产生的。做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国家元首,     

禹族西兴东渐及其在黄河中下游的活动初探

禹族或曰夏部族起源于上古西羌 ,并在岷江上中游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开发和治水经验 ,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由西东渐黄河流域 ,成为尧舜部族联盟的重要成分。伴随着洪水治理和夏、夷两大族群的起伏跌宕的政治互动 ,禹族或曰夏部族的诸多支系在虞夏之际即已徙居或建国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为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并在那一带留下了凝淀有丰富古代信息的诸多传说、史迹和今昔地名     

论獬豸冠与“西王母”

文章通过对“獬豸冠”的考证,论述了羌人部落的首领“西王母”是头戴“獬豸冠”的;现今与古羌人有密切渊源关系的藏族生活中,藏传佛教喇嘛帽的法帽——夏帽,就是还在使用的“獬豸冠”。     

大禹故里再探讨

大禹故里问题可以从夏文化分布范围、鲧禹活动区域以及大禹治水区域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嵩山地区是夏文化的起源地,考古发现的"新砦期"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嵩山南北分布广泛,且有先后发展关系,聚落分布密集;文献记载鲧、大禹在嵩山周围活动,"禹都阳城"与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大禹首先在嵩山地区治理洪水,河济地区是大禹治理洪水的重要区域,但不是夏族的兴起地,综合以上分析,大禹故里在嵩山地区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青海果洛地区藏族历史上的部落组织

<正> 果洛地区,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处黄河源头。解放前,在这一地区居住着51个藏族部落,分上中下三部,总称“三果洛”。 由于历史和地理诸方面的原因,它虽然不象藏区其他部落组织那样严整,但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部落是“民族共同体中的一种历史类型,由同一血缘的两个以上的氏族或胞族组成。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有较明确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信仰和习俗,有以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部分部落还设最高首领。……进入     

墨家远源考论——先秦墨家与上古的氏族、部落及国家

《汉书·艺文志》的“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一说,存在明显的语义模糊和牵强附会之处。墨家的起源应为“司空之官”,其“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上同”等思想主张,皆源于此。在中国的上古传说时代,属于炎帝部落分支的共工氏的首领“共工”,同时兼任“平水土”“营城郭”和“监百工”——实即“周官”中的司空之职。尧、舜以部落联盟盟主的身份平息了共工氏与颛顼(祝融)氏因洪水而起的冲突之后,另任命禹为司空,共工氏的垂为“共工”。从此,司空之职仅主“平水土”“营城郭”,而共工氏的首领“共工”(“垂”)则仅负责“监百工”,变成了“工巧”的代名词。随着共工氏的衰落和中国民族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也就不再有关于共工氏的新的传说产生。关于“平水土”“营城郭”和“监百工”之职官的完整记载,只有“鸟名官”的少皞氏胞族鷷雉氏中的奚仲一族。奚仲一族以“工巧”著名,自夏商到春秋战国之际,世居于薛国,产生了墨翟、公输班等能工巧匠,孕育出了墨家的思想与文化。     

黄帝与少昊的关系

史学界一般把黄帝看作是中原地区的部落首领,把少昊看作是东部地区的部落首领。但本文认为,黄帝出自泰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出自泰山部落集团,也是后来所说的东夷人,是少昊的后人,在向西部的发展扩张中,与炎帝等部落相互融合,主宰了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民族主体;华夏民族的泰山崇拜,说明其文明一支主干发源于泰山脚下、黄河之边。泰山南麓曲阜这一地带也是我国古文明的摇篮。     

濮族的来源和迁徙——兼论楚并濮地

濮族是我国古老的部族,他是黄帝族系中的一个分支,在古代时,人数众多,分布很广,被称为“百濮”。濮族和他的亲族夏族,都起源于甘川交界的岷山山地,为了寻找物质丰富的肥沃平原,和夏族同时逐渐东迁。当夏、商时代,已分布于河南郑州至山东曹县一带的古濮水流域。因遭东夷族所建立的商朝的压迫,又往西退避,后来加入亲族周国的联盟,参加了灭商的战争。西周以后,由于濮人强悍,过着游牧渔猎生活,尚未形成巩固的国家,因而被黄河中游请侯所排挤,向南迁到汉水中游,又被楚国所并。但大部分濮族又南迁到长江以南,再逐渐向西南迁徙,广泛分布于川东、黔、滇等地。     

禅让说

尧舜禅让的传说,数千年聚讼不一。它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影响很大。墨家的尚贤说和儒家的德治思想,曾以此为例展开阐证。魏晋至隋唐的禅让之风,也都以此托古篡夺。古史中的尧舜禅让传说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学界某些人认为的部落联盟制下的“军事民主制”。它是中国古代民族、部落融合过程中,多元文化发展不平衡性在酋权向王权演变中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在五帝时代已流行权位世袭的情况下,证明发生了中国特色的“禅让式民主”,即以尧舜等首领个人意志主导下的“四岳”议政、选举。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王权、君权专制个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龙凤文化缘起东方考略

中华龙凤文化缘起于原始先民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随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民族国家的发展变化而逐步成熟起来。龙凤文化策源于以山东为中心的中国东部地区,发展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母题。     

驩兜与三苗

驩兜是我国古史传说中一个赫赫有名的部落首领,在尧舜时代曾活跃一时,但是,他常常被误认为是三苗之中一部的首领,被当做是三苗部落的代表。田昌五说:“浑敦乃驩兜,为三苗部落首领”。郭沫若也认为:“三苗那时在江、汉之间。可能是三个部落。其中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名驩兜,也写作‘驩头’,因战败被放于崇山”。这是值得商榷的。     

夏殷“直道而行说”质疑

夏、商、周三代连续直线发展,是儒家的历史观,影响至今。夏族是姒姓,"姒"字的本字是"以","以"即""。清人王引之已经指出"以"、"允"二字相通,铜器铭文也证明"以"、"允"通用。古籍所谓"允姓之奸"、狁,包括匈奴,都是姒姓,也就是夏族后裔。夏族发祥于西部渭水流域,虽然曾经扩张到东部,但并不意味着夏族一灭亡,商族才兴起。商族是子姓,发祥于东部,属于"鸟夷"。鸟夷族因以鸟为图腾而得名,在《尚书·禹贡》有两处记载,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族系,尧、舜、皋陶、殷人、秦人、赵人都是鸟夷族。鸟夷文明实为东亚文化的根基。殷礼以源远流长的鸟夷文化为基础,毋需以夏礼为基础。孔子在找不到殷礼以鸟夷文化为根基的情况下,轻率地以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夏礼作为殷礼的基石,也是可以理解的。以思想创造为线索,回溯历史虽然是常见的历史研究方法,但这种方法是有局限的,运用时需要慎之又慎。     

西套阿拉善蒙古族的由来

西套之名,由其位于河套之西而来。“贺兰山厄鲁特者,俗称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即贺兰山亦名阿兰善山,皆语音之转,地在河套以西。”(《圣武记》卷三) 西套蒙古族,原属新疆乌鲁木齐的和硕特和青海和硕特部落。“游牧河西套,称西套厄鲁特。” 西套额鲁特,其“始视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七传至阿克萨噶勒泰”(《清史稿》藩部五)。元时为斡亦刺,后发展为明代瓦刺,清代的厄鲁特或卫拉特。明末,瓦刺分四大部: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部,“号四卫拉特,统称额鲁特”(《西域图志》卷首一)。四部之间虽“分牧而据”“部自为长”,却“以伊犁为会宗地”结成松散的部落联盟,设有盟主,以调解四大部之间的纠纷。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期,担任盟主的是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 十七世纪初期,游牧于伊犁地区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向邻近部落发动掠夺战争,迫使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五万余帐,离开塔尔巴哈台,于1630年左右逐步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