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两汉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推行孝道教化的途径及启示

汉王朝作为第一个公开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王朝,运用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手段,使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常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从此以后,孝不仅成为支撑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支柱,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使孝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积淀成民族的文化心理,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两汉人名看汉代的神仙信仰

汉代人名中有大量反映长寿、长生观念的用语,而且其时代集中在西汉武昭宣三朝.这反映了神仙信仰的社会影响在武昭宣时期发展到顶峰,此后逐渐衰落.神仙信仰在汉代的盛衰有着复杂的原因.     

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

乌桓作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与周边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乌桓需要依附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以求得生存空间,同时又被中原先进的物质文化所吸引,不断向中原靠拢,最终成为中原王朝的附属民族政权.乌桓民族关系的调整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周边民族政权实力变化的形势.乌桓适时调整民族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乌桓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走向,又对周边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及反对汉与匈奴和亲等三部分所构成。桑弘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汉朝认真对付匈奴的原因及方略,并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国家是否应把施政的主要精力放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这一重要问题,从汉与匈奴和亲不可能达到双方修好的目标、汉与匈奴和亲有损汉朝皇帝的颜面两个方面阐述坚决反对和亲的理由。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又受前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还与当时边疆地区的安全形势和民族关系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虽有一定的偏激之处,但对西汉王朝民族政策有着较大影响,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桑弘羊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惨死,但当世和后世之人却给予他积极评价。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

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扼琼州海峡的咽喉，不仅是汉朝控制海南岛的关键，而且是汉朝对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实施有效管辖的关键所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代在徐闻设置的左右候官并非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官员，而是属于合浦都尉属下的一级军事组织。徐闻等地与北方的海上交通历史悠久，在公元83年以后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考古发现证明，徐闻等地与南海的民间贸易比官方的朝贡贸易更为重要，更值得重视。     

云南边境地区和境外诸国的阿卡人及其与哈尼族的历史文化关系

今天主要分布在云南边境地区和境外东南亚各国的阿卡人是历史上从哈尼族群体中分化出来的支系。国外学者多喜欢用阿卡人这个称谓来称呼这些群体,一些国家还把他们列为与哈尼族并列的单一民族。而我国和另外一些国家则把他们看成是哈尼族的支系。那么,他们与哈尼族到底是同一个民族还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呢?作者认为,他们在文化习俗方面与哈尼族非常近似,如果要强调他们中的共同之处的话,把他们看成是同一个民族的两大支系也未尝不可。     

汉代妇女与汉代酒文化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约束和影响还没有后世那么严苛和深刻,妇女的活动比较自由。汉代妇女与酒文化的关系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汉代妇女通晓酿酒技术,积极参与酿酒工作;她们不但酿酒,而且还抛头露面地酤酒;汉代妇女饮酒也成为当时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汉代妇女与酒的密切关系体现了她们较高的社会地位。     

西汉法定徳属考辨

文献中常有"炎汉"、"炎刘"的提法,其实准确地讲这仅指东汉。整西汉一朝,始终未立火德,前期是水德,中后期是土德。至于西汉后期极为盛行的火德,并未被定为法定徳属,直到光武帝时才"始正火德"。若以为"炎汉"即为两汉,则是对历史真相的曲解。     

儒生与西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

从武帝未年开始，国家出现了政治危机，随着对武帝政策全面检讨的开始，在官的儒及时而大胆地对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有力的批评，形成了一股持续上百年的有力的社会批判思潮。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武帝政策的失误，元帝时宦官专权，成帝，哀帝时的外威把持朝政，君主的沉湎女色，以及吏治的严酷残暴。这批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学术界对此至今未有充分的认识。     

从西汉法律看中国传统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是中华法系一个重要特征,其实质是通过儒者的活动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转变为法官审判的依据或法律条文。从零星记载的汉律条文中可以窥见:在汉代,这一现象已经渗透到立法、司法中。立法方面表现为对"孝"、"尊老爱幼"及家庭伦理等基本原则的维护;司法方面,表现为"春秋决狱"。此后,在汉律影响下,传统道德继续其法律化进程,至《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一过程的终结。     

论西汉前中期的“过秦”思潮

西汉前中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次历时较久的全民性的历史大反思,学术界称其为"过秦"思潮。这种思潮主要经历了从"论秦之过"到"倡汉之功",从"攻守之势"到"君民关系",从"法术治国"到"崇尚黄老"的三次转变,深刻地影响着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思想文化,其意义深远,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乏启迪作用。     

政无为而法有为——浅谈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的特点

西汉前期在无为而治的表象下,继承了许多先秦法家的特点,并对先秦法家进行了许多修正,抛弃了法家的刻薄寡恩,给法家政治披上了一件无为的外衣。     

西汉“陵市”简析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大都市,这些都市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商业中心.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专门性的商业市场,如军市、奴市、关市等.而西汉的"陵市",则是帝陵设邑制度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种商业市场,是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标志之一.     

从西汉赋家的游仙逸思看其生命价值观

在神仙信仰甚为普遍的西汉时代,许多赋家具有浓郁的游仙之思。从汉赋的内容来看,他们在游仙的幻想世界中既崇尚生命自由、期望神仙长生,也渴望人格平等,甚至借郊祀场景表露其体道立功、关注现实的文人意识。从西汉赋家游仙幻想之路中,我们可以更为明确地感受到赋家们表露自我生命观与生命价值观的文人自觉。     

清代中期新疆汉民族来源及人口问题

清代汉民族大规模入疆定居的主要途径是绿营军队驻守、军民屯田及商贩留居,文章以清代乾隆朝史料为依据,力图勾勒出清代中期汉民族进入新疆的主要途径及其人口概况。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

公羊学是研究阐述《春秋》大义的一个学术流派。经汉代董仲舒的发扬光大而在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公羊学在两汉时期的兴盛多少带有依托政治的意味,因此公羊学常常会在政治实践中被视作理论依据,从而形成两汉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东汉时期,公羊学的官学地位受到冲击。但经李育、何休等人对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发挥和总结,最终构建成完整的公羊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