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菲律宾穆斯林民族构建的尝试——对摩洛分离运动的另一种解释

二战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掀起的摩洛分离运动,不仅是群体要求分立的反抗行为,更是穆斯林精英利用本群体历史上形成的凝聚力而进行的摩洛民族构建的尝试。他们选取民族象征性称号、重新谱写南部历史,试图为当时的分离运动创造合法依据。然而摩洛民族认同并没有真实反映南部地区多元文化的本质,其学理上和实践中的缺陷与矛盾使得穆斯林精英的尝试最终失败,摩洛分离运动也渐入低潮。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

二战后兴起的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与伊斯兰复兴运动下相关国家及组织的支持和干预密不可分。"9.11"事件后,随着恐怖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菲律宾南部地区的穆斯林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合流,其已成为东南亚乃至世界恐怖组织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相对明晰向后冷战时期的混沌状态之转化。菲律宾南部已成为世界上民族、宗教矛盾和恐怖主义汇聚的热点地区之一。     

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巴基斯坦建国为例

伊斯兰认同是穆斯林民族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穆斯林民族观念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它在南亚起初是穆斯林精英阶层的认知,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进而普及成为共同体的认同。从赛义德爵士的穆斯林民族概念到表现为巴基斯坦运动的领土民族主义,是地区和国际政治环境、英国殖民政策、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全印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互动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穆斯林民族主义既是一种先验的感情和信念,也是政治经验的产物;同时,次大陆穆斯林不是整齐划一的同质体,毛杜迪等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及一些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反对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主张。     

印度尼西亚现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特点

冷战结束后,随着民族分离主义思潮的泛滥,印尼的亚齐、伊里安查亚和寥内等地的民族离心倾向和分离意识加剧。本文认为,印尼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主要以区域为分离范畴,政治、民族、宗教因素不十分突出,经济动因较为明显;经济问题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该国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经济不景气、各民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益不均和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悬殊现象是该国民族分离倾向加剧的直接诱因。对于多民族的主权国家印尼来说,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应反对民族歧视,尊重民主权利,实现民族的平等、共同繁荣和进步。     

对苏联穆斯林民族的再认识——兼论戈尔巴乔夫的民族政策

苏联解体与民族宗教问题密切相关。在苏联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重视东正教,忽视伊斯兰教,厚此薄彼的做法激活了穆斯林民族对于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向往,导致宗教和民族热情高涨,民族间流血冲突不断,东正教徒和穆斯林矛盾加剧。苏联穆斯林的行为表明,伊斯兰教是穆斯林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国家保护信仰伊斯兰教的权利,并非要反对国家政权和谋求分离。因此,重新认识苏维埃国家和穆斯林民族的互动关系,对于多民族国家处理好穆斯林民族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基督教内地会对近代甘宁青穆斯林的教运动述论

中国内地会在近代甘宁青基督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向甘宁青穆斯林传教的主要力量.内地会对甘宁青穆斯林的传教运动经历了兴起、发展、兴盛、衰亡等阶段,对甘宁青穆斯林社会造成强有力的冲击,推动了甘宁青穆斯林社会的革新运动.中国传道人参加了传教运动,且随着运动的进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传教运动没有改造穆斯林,反而改造了基督教传教士.     

伊斯兰伦理学之探讨

一、伊斯兰伦理学与伊斯兰道德的定义 伊斯兰伦理学,是阐述和探讨与伊斯兰教义、教法、社会、人际关系等有关的穆斯林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学说。 伊斯兰道德,是指依据伊斯兰教义、教法约束和调整穆斯林之间以及穆斯林与社会和非穆斯林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伊斯兰教著名哲学家安萨里认为伊斯兰伦理学,是根据伊斯兰法典和苏非主义的原则阐述穆斯林行为方式的科学,他有时把伊斯兰伦理学叫做“通向来世的科学”,有时     

熟悉的陌生人——读一部西北穆斯林史

不仅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到社会和学术的关系问题,就是历史学研究也难逃“话语”和“权力”的分析框架。中国穆斯林史和回族史研究的统合与分离,则部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李普曼教授有关中国穆斯林史的研究并没有认同国内学者对穆斯林史和回族史所做的分野,他致力于陈述一部自然人群的历史陈述,而不是权力/话语体系下构建的“回族史”。即使是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性历史考察,他也摒弃了“穆斯林”这样的传统集体词汇,从更为具体的“穆斯林”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分析西北穆斯林的独特社会经历。这就是李普曼研究西北穆斯林史时所用的场景分析。对西北穆斯林史的场景分析,从宏观的方面讲,涉及到西北社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从微观的方面讲,则涉及到“穆斯林”团体、个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及其互动关系。对西北穆斯林史的场景分析,不仅有助于祛除集体名词对西北穆斯林史的不当描述．而且有助于阐明穆斯林在中国形成陌生人的原因。     

正确认识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及对我国穆斯林民族的影响

本文通过研究伊斯兰大兴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兴起的客观原因和伊斯兰复兴运动本身在教育穆斯林纯洁信仰、行善止恶、净化社会风气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打着宗教旗号从事政治目的个人行为没有关系、和恐怖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极少数犯罪分子所从事的恐怖活动也是伊斯兰教所禁止和反对的,且与广大穆斯林群众无关。对人们认识伊斯兰复兴运动有一定帮助。     

城市流动穆斯林就业问题研究——以湖北省W市为例

城市流动穆斯林作为我国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因其特殊的宗教信仰,为我国开展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政府对城市流动穆斯林进行管理与服务时也因其特殊身份而有所不同。城市流动穆斯林就业管理与服务是流动穆斯林、政府、综合就业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晚清新教传教士视野下的中国穆斯林

晚清时期,基督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有很多论述.他们重点探讨了中国穆斯林的族群特点、宗教维系机制、信仰与操守、与汉族政权的关系等方面.这些论述暗含着贯穿始终的宣教意识,目的是为教会制定穆斯林传教策略提供依据.传教士据此提出了一些针对穆斯林传教的新主张,对后来的中国伊斯兰教传教运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由于教义的差异和文化偏见,传教士的立论完全以基督教为出发点,这使得他们更多地关注到中国穆斯林的负面因素,影响了其判断的客观性.     

德国的伊斯兰教及其对穆斯林移民的影响

伊斯兰教作为德国的第二大宗教,在德国的穆斯林社区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除了为穆斯林们提供宗教需求之外,伊斯兰教组织还承担了社会保障的责任,这使得穆斯林移民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日益依赖伊斯兰教组织。伊斯兰教组织大多与穆斯林移民的母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使得穆斯林社区与德国主流社会相隔离。德国社会的世俗主义倾向与穆斯林社区不断强化的宗教信仰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主要体现在宗教仪式、教育、着装以及清真寺建设等方面。     

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

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千百年来,中外穆斯林在经济、文化以及宗教领域一直保持着联系,往来不绝。中国穆斯林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交往、交融的历史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交往领域不断拓宽,交往层次显著提升。今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自信的精神开展国际交往,对于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抵御和防范各种极端思想的流布,增进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弘扬"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促进中国人文外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泰国马来穆斯林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泰国南部地区居住着大约100万马来穆斯林,他们在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与泰国主体民族泰人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同主体民族泰人及泰国中央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近些年来,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利用这种隔阂及马来穆斯林对泰国中央政府政策的不满,在泰国南部不断制造事端,以致马来穆斯林问题成为泰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棘手的和令世人关注的问题。     

试论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的特征及处境

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阿拉维派穆斯林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决支持者、左翼政党的同盟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抗拒者.在民主政治实践中,土耳其共和国给予阿拉维派穆斯林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支持,为其摆脱边缘化处境提供了有效的空间.随着传统纽带的进一步瓦解,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的宗教色彩将进一步淡化,世俗化将成为其必然的发展趋势.     

历史上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伊朗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悠久的历史,在伊朗成为伊斯兰教国家之后,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在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及苏菲派门宦方面的影响尤其明显。     

认同·迷失·重构——台湾穆斯林文化认同的思考

文化认同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和一个民族的长期延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者通过访谈和观察,同时辅助文献法收集资料,分析了台湾穆斯林文化认同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49年国民党赴台后,伊斯兰教主要服务于政治,发挥着外交的作用。许多穆斯林高层人士把子女送往穆斯林国家或欧美留学,导致了穆斯林在台湾的代际断层,清真寺的宗教事务都由外籍人执掌,台湾穆斯林在清真寺的话语权日渐衰微。军队里的低阶层穆斯林来台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军队的禁婚政令,以及军人收入并不宽裕,导致穆斯林的婚姻选择困难重重,大规模的族际通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生代穆斯林的信仰。国民党的眷村设置打破了穆斯林在大陆时期的"寺坊"格局,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宗教归属感,同时伴随着台湾逐渐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越来越多的青年穆斯林对宗教活动采取理性选择,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今天的台湾的穆斯林在神圣的宗教世界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迷失。     

论穆斯林对宋代社会风俗的影响

穆斯林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对宋代社会风俗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精神的方面。因为在宋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穆斯林作为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他们把伊斯兰教“以人为本”的重商意识和道德理念融入到宋代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而使宋代的社会风俗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和特点。故此,认真研究和总结穆斯林与宋代社会风俗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进一步确认穆斯林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穆斯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优势

在世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宗教信仰、民族归属、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巨大不相容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成为许多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尤其是对许多伊斯兰国家来说,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关系,并协调由此引发的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治、伊斯兰教法与国家法律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成为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难题。但是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社会的法律、政治、文化等等互相磨合、融通以至共存的过程中,这些难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因此,今天的中国穆斯林与所有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步入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穆斯林所背负的要比其他穆斯林更轻。     

宗教与社会稳定

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精神层面的信仰诉求,还是实践层面的法事活动,宗教都是攸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宗教影响社会稳定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1)统治阶级的"神道设教"策略;(3)下层民众以宗教为幌子的"反叛"运动;(3)不同教派之间的纷争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