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公司监督体制的改革

如何建立和完善公司的内部监督体制一直是日本公司立法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几年,商法通过进一步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权;完善外部监事制度;在大公司建立审计委员会等改革措施,形成了一个同时允许两种不同的监督模式并存的监督体制。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完善公司治理方面的大胆尝试,对我国公司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监督权的改革

近年来,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潜含着强化监督权的价值取向,其目标可概括为让“监事更像监事”。然而,公司监事基于信息匮乏、监督方式消极等原因尚难以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监督者应有之效用,其显著表现在监事对公司经营决策过程参与不足。虽然我国公司法第54条规定了监事有权列席董事会会议行使监督权,但此监督权因主动行使和被动救济制度均存在不足,导致监事沦为“董事会会议旁听者”而非“经营决策参与者”。完善列席监事监督职权,将有助于解决监督者信息匮乏困境和推动监督方式嬗变,并打破召开临时股东会作为监督权受阻唯一救济途径的局面。列席监督权完善路径包括列席权利之职权属性厘清、质询建议权可操作性优化、重大不当经营决策阻止权等方面,并对怠于履行职责的监事苛加不真正连带赔偿责任,促成“让监事更能监事”的局面。     

浅谈我国《公司法》监事及监事会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公司监事及监事会在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在监事及监事会的任职制度、工作制度、职权制度和责任制度等4个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其所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公司监事制度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

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但在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监事制度形同虚设,不利于公司的正常运作。本文从监事制度的基本理论入手,通过对国外监事制度法律研究分析和对我国监事制度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最终对我国监事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以期对增强我国监事制度的实践性有所裨益。     

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

公司制是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仍然存在着股权结构不合理,所有者“缺位”,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产生不规范,董事、监事、经理素质低下,没有形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发挥作用不充分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应强调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产生的规范性,充分发挥各自的职权,提高董事、监事、经理的素质,实行外部董事、监事制度,完善经理聘任制,建立董事长、总经理分离机制,更好利用激励机制、约束机制,调动董事、经理、监事的积极性,以此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中韩两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制度的比较--兼谈我国公司治理中监事会制度的完善

在公司治理中监事与监事会作为公司的监督机关对公司的正常运营和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有着重要作用。韩国商法中对公司监事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我国的公司法则对公司监事制度规定的过于简略、笼统。为克服我国公司监事制度的不足,可借鉴韩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加以完善。     

关于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融合的探讨

独立董事制度的基础是“一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存在着制度障碍;从试行独立董事制度的企业来说,也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只有取独立董事之长补监事会之短,建立外部监事和董事监事,形成一个强大的监事会,才能更好地行使监督职能。     

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对我国国有企业中的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如股东会形同虚设、监事会监督不到位等进行了探讨，并从产权制度改革、引进外部董事、监事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最后就国外一些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对我国的借鉴进行了分析。     

论监事会监督机制的立法完善

权力监督与制约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中国,对于公司监督机制的构建,认识上分歧很大。外国公司法规定有股东及股东大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外部监事等监督机制。监事会是中国法定的唯一常设监督机构,在公司监督体系中地位重要,但在实践中却徒有虚名。中国目前阶段不应废弃监事会制度,相反应加强其监督职能,实行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并存的制度。在这两种制度都产生实效之后,可将监督机制的选择权交给公司。完善监事会制度,在立法上应引入外部监事制度,强化监事会的职权,增设董事会、监事会的义务和责任。     

中日股份公司监事权利之比较

对比分析中日股份公司 ,日本公司立法比我国先进 ,日本监事在财务监督权、业务监督权、停止请求权、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与召集权、公司代表权、提诉权、陈述意见权等方面较中国监事享有较多的权利。中国股份公司监事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缺乏监督方面的实权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中国公司应借鉴日本经验 ,完善相关立法。     

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的功能检视与再造

正值公司法修订草案引入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之际,重新检视董事会在中国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面向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监事会制度长期以来的形骸化现象与混合模式下出现的公司监管重叠与监管中空等现实问题,监督型董事会在中国公司代理权下沉现象普遍存在的背景中将应运而生。相比于传统董事会,监督型董事会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功能为核心,尤其在监事会缺省的一元制语境中更应作为公司内部监督机关而发挥作用。在保证主体独立性与对象全面性的基础上,新架构下的董事会将能实现监督的灵活性与深入性,宜建构强化弱势股东话语权的选任机制、保障监督主体抗衡力的行权机制、创新多元的激励机制与权责适应的追究机制,从而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功能,进而推动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与现代公司制度的良性发展。     

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并存的协调性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处于整体性失效状态已是不争的事实,为加强公司内部的监督力量,新《公司法》第123条对盛行于英美国家"单层制"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董事制度予以立法确认。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监督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经过法理分析和效用实证分析,二者在监督机制的多元化及监控职能等方面具有互补性。针对二者可能产生的交叉与冲突提出解决措施:对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职能重新定位,独立董事定位为兼有监督职能和关系职能;为了使二者在行使各自职权时不发生交叉、碰撞并形成一定的合力,立法应对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财务监督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分工。     

股份公司监事会独立性的强化与保障

监事会的独立性是监事会监督职权行使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加以强化和保障。对监事会独立性强化的制度设计,应增设公监事和债权人监事。当公司正常营运时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应由公监事、股东监事、职工监事组成,当公司财务陷于困难时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应由公监事、债权人监事、职工监事组成。对监事的提名、选举、任期、报酬等具体制度应进行必要的改革。     

论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的完善

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对防止侦查权滥用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主要存在主体权威性缺失、监控范围狭窄、监控方式缺乏操作性和监控时间滞后性等缺陷。应通过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与自循环监督、扩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公安机关主动避免侦查权力滥用三方面来着手完善我国的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     

基于激励视角的独立董事有效性博弈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受到担任公司决策者的大股东控制,导致董事会对经营者监督的缺失、董事会无法保护股东利益、公司资产大量流失等一系列问题,故引进英美法系国家的独立董事制度。文章从激励的角度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定性阐述如何确保独立董事的有效性。     

论上市公司公监事制度的创设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运行现状进行考察,指出监事会监督制度存在失灵的现象,其症结是监事会和监事独立性不足,且其行使职权的各种配套制度措施不健全,以及我国公司信用体系制度尚未建立。在此基础上提出由证券监管部门委派公监事重新建构上市公司监事会的构想,并对具体制度进行了实务性构架。     

论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

当前 ,我国金融业中的风险主要表现为 :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系统风险、犯罪风险等。随着我国金融业的逐步对外开放 ,我们必须进一步建立与健全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 ,改进监管的方式与手段 ,建立和实行金融监管责任制 ;以人为本 ,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合格 ,业务过硬 ,既熟悉金融法规 ,又懂监管技术、监管方法的精干、高效的监管队伍     

公司治理结构视野下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质量具有直接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内外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是导致其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必须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突破口。具体包括重构股权结构,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强化董事会功能,赋予监事会实质上的监督权;加强代理人行为的市场约束机制,强化公司外部治理。     

从权力控制到政治吸纳：科技防腐的演变路径

现代科学技术在防治腐败的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它有助于控制权力、削弱腐败动机,减少腐败机会。以"制度+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防腐模式是中国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产物,它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等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科技防腐是一个交易成本最优化的反腐形式,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有利工具。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度融合,网络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是必然趋势,它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最深层次的权力结构,推动科技防腐从以体制内权力控制和体制外权力监督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双向发展模式向以体制内权力控制和体制外政治吸纳为主要特征的新双向发展模式转变,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