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结构·历史之关系的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对事件、结构与历史之关系研究的持久动力来自于人类学家一直在文化中发现历史的努力,以及来自以历史学为主的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对人类学的影响.人类学对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经历了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功能主义和写文化四个阶段.历史学与人类学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如何将历史学的时间深度与人类学的空间深度相结合,使知识有更高层次的突破是历史人类学今后努力的方向.     

“首届东亚人类学论坛: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综述

2012年3月28日至30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人类学论坛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来自日本、韩国、越南、英国、美国、中国两岸三地等二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4名专家学者与会,共收到论文29篇。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学与历史",围绕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就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的关联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就人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人类学民族志的学术功效进行了思考。另外,除了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历史"研究以外,论坛还特别关注人类学最为基本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东亚人类学本土定位时的自者与他者的比较研究。     

“结构”的历史到历史的结构——人类学关于结构研究的知识谱系

贯穿于20世纪人类学理论所有领域的结构概念在人类学学科领域中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之一.从20世纪早期出现的结构-功能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结构人类学,象征人类学,文化唯物主义到历史人类学等种种学派中不同人类学家将结构概念用于理论的表述和具体文化研究实践中去.本文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对结构概念在不同理论学派中的内涵进行探讨,以期为阐释和梳理人类学理论研究提出分析视角.     

庄孔韶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二:汉人社会乡村人类学与文化直觉

庄孔韶延承林耀华,扩展了文化相对主义为原则的族体制度与生态研究、美国历史与文化理论、英国的社区方法以及教育的人类学领域,并与后结构主义一同形成了自己"不浪费的人类学"、汉人乡村人类学之实践主张、风格与脉络。     

人类学的中国乡村社区研究历程

自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乡土中国"便凸显在人们的面前.社会人类学通过村落社区研究来体现其"乡土关怀",形成了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反思之后,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学者们为实现研究村落、认识中国的学术追求,在突破功能主义的"封闭性社区整体论"和"无历史"局限的努力中,造就了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新特点和趋势.     

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学科名称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国内有关部门的分类也较为混乱.本文认为,"民族学"这一学科的形成以1839年巴黎民族学会的成立为标志.早期的"民族学"学科是广义的,既研究文化,也研究体质.19世纪下半叶后,"民族学"由广义变为狭义,主要研究文化.而"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在早期则是狭义的,主要研究体质.后来"人类学"由狭义变为广义,既研究体质,也研究文化.在当代中国,"民族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狭义的"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基本相同.把广义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列为一个一级学科,比较符合学科发展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的现实.     

百年诉讼:村落水利资源的竞争与权力——对家藏村落文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一

历史人类学在注重文献、碑记资料的同时,特别强调田野调查,以增加学术的"现场感",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历史学的"宏大叙事"所遗漏和忽视的基层社会与地方社会,尤其关注那些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和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研究.本文对自己在田野中发现的循化县清水乡两个村落之间水利纠纷事件进行探讨,借以解释地方社会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创立及其作用

功能主义人类学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盛行于30至50年代,时至今日仍对人类学的研究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通过对功能主义人类学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理论方法的分析,可更为全面、透彻地了解和掌握该人类学的思想体系。     

人类学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回顾了人类学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从最早的对亲属关系的研究到在工业社会的霍桑实验和曼彻斯特车间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提出的结构视角一直为人类学所坚持,并成为人类学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基础。以人类学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为起点,将"作为文化的组织"的思想加以延伸,就得到"作为文化的社会网络",可以为时下偏重结构而将文化作为结构的对立面而忽视的社会网络分析增加文化的视角。     

历史/结构与文化转型——读《历史之岛》

萨林斯的<历史之岛>,反思了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结构是一种历史事物.萨林斯以库克船长这一著名历史事件为例,探讨了非西方文化的本土宇宙观及其在既有的观念结构下所产生的能动性.他提供了一个能够含蓄地将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合一的理论模型.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 ,它们曾分别于 1 990年 8月和 1 990年 1 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 ,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 ,达成妥协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 ;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 :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 ,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历史发展道路鞑靼与车臣都是在沙皇俄国的长期武力征服过程中被并入俄罗斯的。鞑靼人早于车臣人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联系。“鞑靼”这一族称最初泛…     

从洁净到卫生: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嬗变

通过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学校对学生的教化作用,及田野调查的资料论述西藏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转变,以及"洁净"和"卫生"观念在藏族农村社会的整合,认为从"洁净"到"卫生"的转变过程折射出西藏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