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最早的两次涉藏事件

18世纪后期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促使英国将殖民重心转移至东方,随着南亚次大陆地位的日益重要,西藏进入到英帝国的视线.哈斯汀斯总督先后派出由乔治·波格尔和塞缪尔·忒涅率领的团队出使西藏,这是近代以来英印政府代表与西藏最早的直接联系.这两次出使是在英国以经济为先导的新殖民政策影响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与西藏及通过西藏与中国内地通商,获得殖民贸易利益,最终使命虽未完成,但对之后英国的西藏政策影响深远.     

《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评介

民国时期的“西藏问题”滥觞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的侵略和扩张。其中自1904年以来英国在中国西藏进行殖民扩张、策划西藏分裂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先后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论著和资料专辑。①     

阿里与拉达克传统分界线考辨——以碟穆绰克为中心

自10世纪以来,德却噶波(■)逐渐成为西藏西部阿里同拉达克的大致分界线。17—18世纪,两地传统分界大致维持在德却拉日噶波(■)一线。1834—1840年,查谟道格拉人先后3次派兵入侵拉达克,后在1841年又入侵西藏阿里。森巴战争结束后,西藏同查谟道格拉人签订了和平“甘结”。在“甘结”中,双方重申要维持传统疆界。1846年,英国支持道格拉人建立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由此,英国在拉达克及其周边地区建立起“宗主权”。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在喜马拉雅边境的“殖民遗产”,利用不具法律效力的“条约”企图包装和巩固其“殖民遗产”,以便扩张其主权边界乃至建构其民族国家边界。文章利用多文种材料梳理和考辨10世纪以来阿里同拉达克的传统分界线大致在“碟穆绰克”,认为中印碟穆绰克“边界”问题关涉传统分界向主权边界转换、殖民入侵与独立建国后的边界等维度,应依据历史事实加以解决。     

民国初年康区交通建设研究——以尹昌衡康区交通思想为中心

清末民初因辛亥革命、“西征”西藏而全国瞩目的政治人物尹昌衡（1884-1953）,其政治、战略、军事哲学的丰富内涵及地位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重视。比较而言,尹昌衡经营康区的思想,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尹昌衡1912年在“西征”路上,对康区交通状况有了亲身体验,升华了他重视发展康区交通的战略思想。尹昌衡发展康区交通的战略思想,包括兴建西藏“工步”（今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工布江达）至四川巴塘（今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之“轻便铁道”“川藏铁道”（即川藏铁路、川藏公路）等内涵,是基于他对康区国防、战略重要地位的认识。只是由于民初国际形势复杂,英国对中国西藏政局的干涉,民国初年政局变化太快,兼之尹昌衡在政坛时间短暂,因此,尹昌衡发展康区的战略思想没有真正开展。但在其退出政治舞台后的一段时间内,与之相似的康藏交通建设措施却得以继续推进和发展,后人常念及他的初创,表明他对于后世有所影响。     

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中国民族思想的主流是以文化辨民族,并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主义思想是伴随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其核心理念是国家由民族决定.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殖民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作为对列强殖民入侵下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趋向于通过同化政策进行“国族”建构,但这种国家政治建构的努力难收其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始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     

夏扎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的演变

夏扎是清末民初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其对英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及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随着时局变化而变化.在1890至1903年里,他从反对与英国通商到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以处理英国发动的第二次侵藏战争,他在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权力冲突中被革去噶伦职务.在1904至1913年里,他转而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处理与中央政府冲突的得力助手,他竭力寻求英国的支持,并成为与英人打交道的”亲英派”.在1913至1919年里,他虽然反对中央政府恢复治藏权力,但也反对分裂西藏.他虽然为首席司伦,但是并无实权,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关系变得冷淡.     

近代中英关于西藏“宗主权”的交涉

20世纪初,英国以仅承认名义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和事实上视西藏为“独立国”作为策动西藏独立的策略,持续近50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清朝、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坚决反对英国的“宗主权”谬论.中荚交涉西藏“宗主权”的实质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制造独立的斗争.     

论英国侵藏急先锋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

英国人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结缘于达赖流亡印度期间,三年中二人频繁交流,建立了所谓的“亲热的友谊”.当然,有着浓厚政治身份的二人实则是友谊搭台,利益唱戏,各有所图,各取所需.贝尔成功地通过达赖实施了英国的一些殖民政策,成功地使得中国的西藏问题愈加复杂化.贝尔开创了侵略西藏新模式:精通藏文化,对西藏僧俗阶层施以情感攻势,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攫取权益.贝尔苦心经营的西藏事业貌似成功,但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西藏地方于中央政府却无太“过分”之举,“精明”的贝尔终被“善变”十三世达赖所弃,亦可说贝尔只是十三世达赖手中的一张牌.     

“宗主权”的提出与加剧:1898至1921年英国侵藏政策的演变

1898至1921年是英国以“宗主权”为中心的侵藏政策的提出、实施和基本确立的时期.为与俄国争夺中亚细亚,寇松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寻找时机发动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随后,英国声称西藏是“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与俄国舍谋以中国只有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继之,英国加快侵藏步伐,企图强迫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并要求俄国同意其在西藏“行动自由”.1921年,英国政府采纳贝尔的建议,一方面反对中国政府恢复设置驻藏大臣和派驻军队,一方面企图制造“大西藏”以分裂中国,以这两大内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     

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初探

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倾向、议题设置,被深深地打上了浓烈的政治烙印.在近代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西藏期间,<泰晤士报>服务于营造有利于英国在藏利益的舆论环境,涉藏新闻成为带有政治倾向性、阶级利益和作战意图的文本.在辛亥革命期间,<泰晤士报>大肆染指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对西方主流媒体和西方民众认知西藏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