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贵生”的伦理境界与当代执政伦理转型

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或者寻求一种对生命应当如何的“生”之规范,他还试图在诸侯相战不已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努力确证“利生”的功利意识在道德意义上所具有的“善”.从目的论意义上来看,“利生”之善既要符合“兼相爱”的天下之“义”,又要利于“生生之道”,“利生”的功利指向既是“生”之规范,又是何以“善生”的具体行为.对“贵生”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推崇,突显了墨子“义利统一”的社会伦理精神的世俗特色,此于身处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芸芸众生而言,确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解读墨子生之和谐的伦理观照,对反思时下执政功利化取向,当有补益     

论民间信仰的伦理价值

中国民间信仰中包含了丰富的伦理资源,其伦理价值通过一定的信仰活动表达和呈现,在某种意义上,民间信仰具有催生个体向善与推动社会向善的作用。具体言之,其通过各种形式的信仰活动中的道德实践,规范了个体的道德行为,表达了朴素的德福一致观与善恶报应观;民间信仰虽然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外,但是,依然具有引导民众向善的伦理价值,具有促进"公众之善"、推动"善世"的形成的社会作用。辩证地看待民间信仰的伦理价值,对于深入理解大众的道德生活,促进社会道德建设是有意义的。     

墨子“贵生”的伦理境界与当代执政伦理转型

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或者寻求一种对生命应当如何的“生”之规范,他还试图在诸侯相战不已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努力确证“利生”的功利意识在道德意义上所具有的“善”.从目的论意义上来看,“利生”之善既要符合“兼相爱”的天下之“义”,又要利于“生生之道”,“利生”的功利指向既是“生”之规范,又是何以“善生”的具体行为.对“贵生”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推崇,突显了墨子“义利统一”的社会伦理精神的世俗特色,此于身处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芸芸众生而言,确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解读墨子生之和谐的伦理观照,对反思时下执政功利化取向,当有补益.     

论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伦理观

在价值诉求多元化的今天,哲学是否还能应对"什么是正确的生活"这一基本伦理问题呢?根据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伦理观之见,"差异性"或"多元化"内在地是现代性的一种特征.与此相应,"什么是正确的生活"已变成了一个开放的问题.任何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判断的道德原则都应当包含合目的的、善的以及公正的三重意义.     

儒家经济伦理与徽商

经济伦理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探索中国古代儒家经济伦理对明清时期徽商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重群体抑个体的道德原则和重义轻利的道德规范可以认为是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上述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徽商的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徽商所奉行的重公益而抑私利、重利他而抑利己、重礼让而抑竞争、重均平而抑分化的原则，以及取予有度、财用有制、交往有信、刻苦顽强等规范，便是很好的说明。这些原则和规范对徽商的事业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和兴盛；另一方面，它又阻滞了徽商挣脱封建羁绊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化。     

简论中国佛教伦理对国民伦理精神的积极意义

佛教伦理对于中国国民伦理精神的积极意义 ,突出表现为现实性伦理精神的作用和资源性伦理精神的作用。前者由佛教信仰的合法性、佛教的道德化特征、佛教的现实作用来说明 ,后者佛教道德规范的可移植性与道德建设经验的可借鉴性说明。这种作用的有效发挥涉及到佛教伦理的当代转型 ,特别是问题域的转型     

机器人伦理的进路及其内涵

根据机器人是否可以发展出人工的道德能动性,其伦理建构可分为机器人伦理和机器伦理两种平行的进路:机器人伦理学和机器伦理。机器人伦理关注的是,在机器人没有自主性时,与之相关的人的责任和他们应遵守的伦理准则。机器伦理则试图在技术上构建一个新的伦理愿景,让机器人有可能发展为自主的道德能动者,从而使我们可以教会他们分辨善恶并以符合伦理的行为与人相处。     

论现代社会宗教与伦理的互渗和融通

在21世纪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面对中国社会现状,从理论上说清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对于克服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道德危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信仰为中介解释宗教与道德之关系,分析现时代宗教与伦理互渗与融通之实质,可以得出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下一步发展就在于如何使其基本伦理准则成为人们的信念。     

道德情感与心灵改善——兼论康德理性宗教的道德奠基

康德将他的理性批判事业推广到宗教领域,限制宗教于纯然理性界限之内.“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批判的宗教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匍匐在信仰之下的理性依靠信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联系道德信仰由实践理性来解决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实践理性,证明了道德情感是一种尊重理性自律而产生的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又以“动力一关切—准则”三个连贯的概念分析道德的纯粹性,并依据“责任”概念批判基督教伦理原则——“爱的诫命”,最终基于人之有限性原则证成人只能在实践理性所限定的道德领域实现弃恶从善的心灵转变.康德所完成的批判考察,理性地解决了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了必要的理性基础.     

刺向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双刃剑

<通灵者之梦>是康德早年所写的一篇长篇论文.在该文中,康德不仅以经验为根据,对神秘主义通灵术和形而上学独断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对形而上学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进行了区分,初步表达了关于理性的界限和道德的信仰等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构成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基本内容.     

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三维向度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理论,它要反思、论证和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三个: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问题、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问题及道德的应用和实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求和回答既形成了伦理学内部的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等形态的区分,又指示了考察伦理学形态发展的三维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定位于三维向度:其一,厚薄之间,即权威伦理—境遇伦理—程序伦理;其二,群己之外,即义务伦理—权利伦理—责任伦理;其三,由近及远,即族群伦理—全球伦理—生态伦理。     

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评析

反思平衡方法是罗尔斯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它是由反思目的、反思主体、反思的对象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罗尔斯试图通过反思平衡方法在悬搁各种道德形而上学的前提下,重建规范伦理学。虽然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却在反思过程本身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即使狭义的反思平衡与广义的反思平衡的区分也难以解决这个理论困难;因此其本身无法承担起建构一种实质性道德或政治理论的任务。     

试论崇简尚易之风对盛中唐儒学嬗变的影响

中唐士人在反思盛唐隆礼风气时,崇尚简易之风,重视探讨礼乐所体现的伦理精神,凸现了道德的意义,这一新的学风是盛中唐儒学嬗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庙宇型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研究——基于湖南地区的田野调查

庙宇型民间信仰与道德教化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庙宇型民间信仰在地方社区中能否发挥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这是民间信仰研究中值得考究的两个问题。考据文献,虽然民间信仰并不具有独立的伦理体系,但对中国儒家伦理起到很重要的支持作用。民间信仰蕴含着比较丰富的伦理资源,具备发挥道德教化功能的可能性。但民间信仰中的道德要求大多只是停留在寇传、楹联、庙记、志书等文本层面,而未能形成对广大信众的有效的道德教化,未能变成实实在在的道德实践行为。这表明在民间信仰道德教化的可能性资源与现实性实践之间存在巨大沟壑。弥合这条沟壑的具体路径是,由各级政府引导、各级佛道教协会组织、各民间信仰场所具体承担在各庙宇开辟专门讲堂,对信众加强三世因果教育,如此方能达到提升社会道德及增进社会秩序之功效,最终为建设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关于知识产权道德及其建设的理论思考

知识产权道德是知识产权文化社会意识形态部分的重要组成,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离不开知识产权道德研究,应该掌握知识产权道德的内涵、基本规范和建设知识产权道德的基本对策。从知识产权道德与知识产权伦理以及知识产权道德与科学道德的关系中探讨知识产权道德内涵及其基本规范,可知知识产权道德来源于知识产权伦理,是知识产权伦理的展开。知识产权道德区别于科学道德,不能用科学道德取代知识产权道德。知识产权道德基本规范包括"尊重知识、尊重表达、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当代中国建设知识产权道德需要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加强知识产权道德教育、培训与监管、重视名师垂范以及知识产权道德法治化。     

大学校园文化的伦理内核

大学校园文化作为高等教育和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担负着导引大学校园文化主体的责任,必须走在弘扬、发展、创新社会文化的前列,特别是要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新时代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发散源。大学校园文化对伦理个体、伦理群体和伦理整体之熏陶与浸润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以及其借助伦理个体、伦理群体和伦理整体对社会成员、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辐射,正是其伦理内核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儒家德性伦理与中国休闲伦理建设

儒家德性伦理对于中国休闲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中国休闲伦理体系的构建和休闲文明建设的基点置于人的主体素质的升华、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和人的自我伦理鉴别及抵御能力的提高上,其所提供的基本理念植根于人性的德性优化建构与人生审美境界提升上.儒家德性伦理不但为中国休闲伦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文化智慧及实践方略,而且在休闲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伦理规约和道德实践的功效,具体体现在激发人心向善的道德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休闲品质以及引导道德自律和构建心灵和谐.     

霍桑与都德的小说叙事伦理比较

霍桑与都德是19世纪同受宗教文化影响并试图为解决资本主义道德危机而寻找某种伦理可能态的异国作家.相比之下都德更倾向于以博爱与大善作为故事叙述的基本伦理支撑,参考14世纪的城邦文明对伦理的幸福内涵作出设想.霍桑则受困于清教主义关于人性恶的悲观论调,着意于善恶有报的道德反思.显恶与惩恶的主题安排同时彰显了其小说叙事应坚守的道德底线,反映了现代人们的伦理期待.     

"全球伦理"视野中的印度宗教传统

由基督教神学界发起并得到世界上各种宗教团体广泛响应的全球伦理运动,提出了分别出自基督教传统和儒家传统的有关“道德金律”的表述,其目的在于从信仰、道德的层面来有效地化解道德沉沦、民族宗教冲突与环境恶化等世界性难题。“道德金律”的双面表述在逻辑上是不够完备的,印度的“非暴力主义”则可与“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和“爱人如己”的道德律令形成鼎足,使构建中的全球基本伦理更趋完备、充实和有效;伦理规范不可能脱离它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具体的文化、社会环境而孤立地发挥作用,印度的多元宗教传统及其所包含的一些特定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对于各门宗教之间形成多元共存、和平竞争的良性关系,亦提示了一种富有示范与借鉴意义的具体机制。     

试论道德信仰的发生机制

道德信仰的发生机制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需要的体认机制;伦理义务的内化机制;道德心理的整合机制.需要的体认机制涉及到人性、人生的价值、人的使命等问题,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主体基础;伦理义务的内化机制涉及到人的社会伦理关系、社会规定性和制约性、社会价值、社会道德规范及其教化等问题,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客观条件;道德心理的整合机制涉及到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人格等问题,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主客观方面的动态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