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乡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韩国新乡村运动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及其特定的发展背景,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新农村建设在对策选择上要优先考虑农民富裕和经济权利保障,重点推进农村社会发展,并把农民的“精神启蒙”和技能培训作为长久的发展动力。     

"一村一品"与现代农业组织

本文阐述了"一村一品"运动的由来、内涵和实质,对世界各国开展"一村一品"运动的经验做法和我国"一村一品"运动的开展情况加以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村一品"运动与现代农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出依托现代农业组织发展深化我国"一村一品"运动的政策建议。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模式探讨

自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治理理论为中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野,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整合以便提出更加完善、更具现实意义的分析框架.同时,欧陆国家赋予农业新价值的乡村治理途径、加拿大纽布朗斯维克省充满实验性质的"新乡村地区治理模式"和韩国以"农村启蒙"为导向的新村运动等成功的实践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基于不同出发点的多种改革路径.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整体思路应该在借鉴上述理论资源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上,明确改革的目标取向和价值基础、重新定位社区内外多元参与主体的职责权边界、重建社区管理的多元财力支撑体系、实现管理机制和手段的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乡贤治村: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以精细化管理为方向的城市治理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广大的乡村社会却面临着内生基础薄弱、主体流失严重以及治理环境多变等困境,“三农”问题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愈发凸显,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出现的“新乡贤”治村逐渐成为弥补政府主体治理不足的有效方式。从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层面来看,新乡贤治村的合法性兼具了传统型、魅力型以及法理型三种权威类型,也能够在村庄的产业、乡风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其治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共同回应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当下何以可为的问题则是要理顺新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健全新乡贤治村的保障机制以及明晰新乡贤治村的发展走向。     

新乡贤治村研究:文献回顾与探索展望

新乡贤治村研究是近年兴起的一个重要议题。回顾文献发现,现有文献集中关注新乡贤治村何以提出、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何以可为、何以推进等方面,聚焦于生发依据、内外条件、功能意义、方式逻辑、问题对策等内容。总体上,研究内容的幅度和深度不够,研究方法缺少有深度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探索和思考,研究理论的原创性和贡献度还有待提升是现有文献存在的问题。未来研究应该不断拓展和深化关于新乡贤治村的研究内容,坚持研究方法多元化,着力构建和形成新乡贤治村研究的本土理论话语体系。研究对于新时代深入探索新乡贤治村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广州这样带动“新乡村示范带”

<正>近日，随着《广州市“新乡村示范带+”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印发实施，广州再接再厉，将高质量打造一批特色鲜明、辐射带动能力强、能够代表广州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精品新乡村示范带。从2021年启动至今，新乡村示范带来哪些改变？“新乡村示范带+”工程有哪些新亮点？广州又将有哪些新行动？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刘醒龙与新乡村小说

刘醒龙在对传统乡土小说继承与改革的艺术实践中，经过反叛、重构和整合，创造了新乡村小说的基本形态，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新乡村小说代表。     

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1970年开始,韩国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推进,迅速扭转了当时拉大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发展了经济、改善了环境、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成功地促进了韩国农业的转型和农村的现代化。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修建桥梁、改善道路设施;二是建造新房,改善农民居住条件;三是实施农村改水、改电、改气工程,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四是推广高产水稻品种,促使农业增效;五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合作化管理、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韩国新村运动3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同…     

逆城市化的美丽新乡村——以河南信阳郝堂村的基层乡建为例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背景下,河南信阳郝堂村自2009年开始了一场逆城市化的美丽新乡村基层建设实验。这场乡建实验涉及基层建设、基层治理、基层传播三方面,并在基层经济模式、基层空间架构、基层组织治理、基层文化传播、基层公共卫生、基层生产活动六个层次探索出逆城市化发展路径,诠释了以乡村为主体的内生发展与以文化为媒介的生态改造,既适应了乡村振兴战略,又做到利民惠民,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