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性贿赂罪立法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贿赂的特点、目的物范围、侵害的法益等方面来分析“性交易”符合贿赂罪的构成要件,应对其予以立法化。     

“性贿赂”的刑法规制——以女性贿赂为角度

"性贿赂"作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新形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目前刑法对性贿赂尚无明文规定,使性贿赂成为法律的死角,无法予以惩治和打击。性贿赂危害极大,必须在法律中尽快加以规定。在性贿赂的犯罪过程中,女性多为犯罪载体,原因在于社会风气的熏染、女性面临的社会困境、腐朽观念的影响以及充当性贿赂工具女性自身的原因。由于性贿赂隐蔽性的特点,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和取证很困难,但这些性贿赂无法入罪的理由缺乏法理基础。性贿赂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我国古代就已将性贿赂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国外和港台地区关于性贿赂的成熟的立法经验也可供我国内地借鉴,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性贿赂入罪可采取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分别以受贿罪和行贿罪定罪量刑。作为有别于普通的贿赂犯罪,性贿赂的受贿罪和行贿罪的各种情形法律可予以较详尽的规定。对于涉案妇女,则分别以刑法中的行贿罪定罪处罚或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制裁。     

论数据法益独立性刑法模式

既有的数据法益内容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法益依附性模式,数据法益要么完全依附于个人信息法益、财产法益、社会秩序法益,要么折中依附于多元传统法益内容组合和数据性质法益。依附性模式存在数据犯罪和信息犯罪认定的界限模糊、无法准确区分数据犯罪的多个关联罪名等问题。数据法益应当是一种独立新型法益,其指向数据状态安全内容,而并非传统法益的信息本体内容安全。在立法层面上,数据法益的独立性理念可以通过改变法益类型的交叉性保护、融合一般数据系统保护,以及独立评价非法数据制造或传播行为等规则予以体现。在司法层面上,独立性理念可以通过调整法益保护的司法评价要素、精确区分不同法益类型的界限予以体现。数据法益的独立新型概念、体系要素和运用规则,组成数据法益独立性刑法模式。     

论刑法法益

刑法法益是刑法保护的利益和价值。作者在考察了西方刑法学中法益的产生和沿革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刑法法益进行分析，指出在对犯罪本质乃至犯罪客体的概括上，用“法益侵害说”取代传统的“社会关系侵害说”等观点，更具有全面性和直接性；认为刑法法益具有决定刑法存立和发展方向的作用，它是刑事立法的指导形象，同时在刑法的解释论上也始终体现着刑法法益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作者提出，我国刑法学界应当重视对刑法法益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论我国刑法的法律特性及其对刑法品格的塑造——以刑法法益结构为分析视角

传统刑法法益由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组成,并且刑法以保护国家法益为其最重要的任务。在这种法益结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刑法的法律特性归结为刑法是公法,虽然有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刑法是保障法的论断,但至今仍未超出刑法是公法的羁绊,这与刑法的发展趋势是不相符合的。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法益除了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之外,还应当包括生态法益,而且其中个人法益具有优先性,社会法益和生态法益具有基础性,国家法益具有保障性。在这种刑法法益结构的影响下,刑法的法律特性应当归结为刑法只能是保障法,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了刑法的法律特性,还意味着对刑法法律品格的重新塑造。     

论定罪与量刑之关系--以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为视角

我国量刑问题经历了从以实体法为主到以程序法为主的发展过程。美国量刑指南建立在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十分清晰的基础上。不廓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强推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效果必然不理想。从刑罚具有的惩罚和教育的功能角度,可以划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惩罚功能通过定罪决定报应刑量来实现,教育功能通过量刑决定宣告刑量来实现。各罪报应刑量应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时发布司法解释来确定。     

生态法益刑法保障体系化及其罪名设置——以温茨同心圆理论为视角

环境犯罪对生态法益的保护不足与要素化立法缺陷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体系化理论应对此发力,应引入温茨同心圆理论,构造生态犯罪圈的二阶同心圆解释模型.生态法益是整个模型的核心客体,而生态犯罪圈由外而内阶梯型强化其生态法益保护目的是其二阶性的体现.倡议设置以生态法益为直接客体、以破坏生态为典型行为方式的破坏生态罪,其基本犯可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开发、利用或对生态系统及其要素施加不当影响,严重破坏生态系统或其要素的完整与功能,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对于与破坏生态罪预防目的相重叠的其他个罪,在罪刑设置上进行体系内协调,并加强现有要素化环境罪名对生态法益的保护.     

论刑法法益内容的相对性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之间,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刑法之间,以及同一部刑法的内部规定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会导致刑法法益具有种类上或者保护程度上的差异。尤其对同一部刑法,承认法益的相对化,能够对一些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

关于犯罪的本质,义务违反说违反近代以来各国宪法所坚持的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要求,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者权威主义刑法理论;文化规范违反说无法说明行政犯的违法实质,导致犯罪的成立范围过于狭窄;伦理规范违反说违背行为刑法的基本原理,以刑法手段强制人们实施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过分限制个人自由,使刑法陷入思想刑法或者心情刑法;法规范违反说在判断是否违法时考察行为人的心情,混淆违法判断与责任判断;导致对立法的盲目服从,难以起到法益侵害说所具有的批判作用。应当认为,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而不是义务违反或者规范违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精神化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能改变法益侵害的犯罪本质。     

论我国刑法中关系人受贿主体——以刑法的实质解释为视角

针对“关系人”受贿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和以往的若干司法解释奉行“问题主义”的思路,先后引入了“特定关系人”、“关系密切人”这样内涵模糊无法明确界定的术语作为犯罪的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实践中令司法陷入不能适法的境地。学者们多从形式侧面对上述术语进行解释,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要准确有效打击“关系人”受贿,应对主体进行实质解释,并用“关系人”统一主体。     

抑制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设计

贿赂犯罪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低风险 ,这和贿赂犯罪证据相对稀缺密切相关。而现行法律对于行贿、受贿同时打击的双打法律制度 ,促使双方为避免刑事追究形成利益共同体 ,贿赂犯罪的信息、证据更难以逸出、取得。应当充分重视行贿、受贿双方内部固有的矛盾、对抗关系 ,并相应地设计采用单打法律制度 ,利用制度的力量 ,促使双方自始至终朝冲突、对抗的方向发展 ,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证据稀缺问题 ,最终提升贿赂犯罪受查处、惩治的机率 ,收抑制其发生之效。     

浅议受贿罪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索贿、受贿的犯罪愈演愈烈.界定受贿罪与非罪需要正确分析犯罪主体与客体、确定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并对受贿罪进行合理分类.这对司法机关有效地打击受贿犯罪具有重大的意义.     

刑法中“贿赂”的范围应包括一切利益

贿赂的范围界定理应包括物质性利益及其他一切非物质性利益。对于＂权权交易＂、＂以权谋私＂等双方互为行贿、受贿行为,应依照想像竞合犯从一种处断的原则以受贿罪追究双方的刑事责任。     

村委会选举中“贿选”问题研究

中国自1988年试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四个民主"为内容的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村委会选举中存在的贿选现象严重危害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文章从实践出发对"贿选"做出了初步的界定,并分析贿选现象的出现有经济利益的诱使、民主意识的淡薄、规范程序的缺失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四个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治理贿选问题的对策与建议,认为须从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教育,并增强农民民主意识;规范选举程序;加强"四个民主"整体建设等方面来积极应对。     

对性贿赂犯罪问题的立法理论探讨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性贿赂”已经成为破坏经济秩序、阻碍经济良性运行发展,催化国家工作人员腐败、污染政治文明的一颗“毒瘤”,但是现行刑法却对其无能为力。本文在分析我国立法现状的基础上,重点从立法理论上论证了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贿赂”范畴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应当将性贿赂纳入到贿赂罪的内容范围,以适应我国当前形势所需,弥补法律漏洞。     

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原因初探

产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也有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监督不力的法律本身的问题。预防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既要多管齐下,长期作战,更要完善法律机制,提高执法水平。     

浅议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

我国的商业贿赂现象相当严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它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的交易秩序,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虽然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款早在1993年就写进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整个社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而现行的各种分散的规定,并未对商业贿赂行为作专门界定,且商业贿赂立法、执法方面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建议借鉴国外反商业贿赂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出台《反商业贿赂法》.     

将被害人行为引入刑法视野的必然性之探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从地方性的制度实践上升到国家程序法层面,但这改变不了包括刑事和解在内的整体被害人行为被刑法忽略、漠视的现状。实际上,被害人行为存在于犯罪发生的全过程,不仅影响着行为人犯罪性质的认定,也会作为刑罚处罚条件影响着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与刑罚的裁量。因此,将被害人行为引入刑法视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这不仅是部门法之间协调统一的需要,也是刑法自身的公平理念的实现、法益保护机能的扩张、社会危害性的合理评价之需求。     

罪犯权利论纲

罪犯权利的根据有二一是基于人权而确认的罪犯权利;二是基于刑罚的目的而赋予的罪犯权利.刑罚权与罪犯权利在性质上相互对立,在限度上此消彼长,在内容上相互制约,两者又都根植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罪犯权利存在着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状态,罪犯权利的发展就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从应然向实然逐渐转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