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理”说与清代诗学转向

翁方纲的"肌理"说作为清代四大诗说之一,不仅以一种特殊的风貌为清代多彩纷呈的诗说添上一抹别样的色彩,更以其对诗歌、诗歌史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清代中期一次十分重要的诗学思潮转向,从而在诗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宝砚庄》：从地域文化到地域文学的诗学转换

《宝砚庄》以西江流域的一个村庄为中心,塑造了大量富有岭南文化特色的人物,展示了大量肇庆地区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民俗特色和文化意蕴,其中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足的方面,为我们探讨地域文化向地域文学的诗学转化提供了可供研究的范本。     

《诗经》的文学阐释——从先秦到清代

从先秦到清代(不含清代),《诗经》的阐释始终以经学为主流,但其文学阐释也如涓涓细流流淌不止,每个时代都对《诗经》的文学特性及文学价值作出了一定的阐发,为经学全盛的清代在《诗经》文学阐释的巨大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诗经》最终摆脱经学的藩篱走向完全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可能.     

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

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在诗学领域，其体现在袁枚的《续诗品》、顾翰的《补诗品》、曾纪泽的《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及蒋斗南的《诗品目录绝句六章》中；二是在词学领域，其体现在郭摩的《词品》、杨夔生的《续词品》、姚燮的《鸥波词序》及江顺诒的《词品》中；三是在文章学领域，其体现在马荣祖的《文颂》、许奉恩的《文品》及魏谦升的《二十四赋品》中。上述三个维面，从不同的论说视域将传统品体文学之论予以了发扬光大。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新时代永续淮海战役精神——解读淮海战役“十六字”精神

72年前,发生在黄淮大地上的淮海战役,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凝炼形成了“听党指挥、依靠人民、团结协同、决战决胜”的十六字淮海战役精神。淮海战役精神孕育在历史文化悠久的淮海大地,生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硝烟弥漫的淮海战场,在中国革命史上、在现代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历史丰碑,是我们党和军队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淮海战役精神博大深厚,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我们要从更深层面发掘淮海战役“十六字”精神的内涵,发挥它的当代价值,将淮海战役精神成功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又一“坐标”。     

神来、气来、情来的兴象——《河岳英灵集》之范畴论

神来、气来、情来的兴象——《河岳英灵集》之范畴论@吕玉华$中华书局《文史资料》编辑部!北京100073~~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曾经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它在沟通中西思想文化,建构中国新文学范式,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现代主义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它的作用被有意地忽视和遮蔽了.直到9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才得以广泛深入的展开.目前可见的一些相关成果主要为文学史类型的研究,对"现代主义"这一舶来品如何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它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深刻复杂的内在关系等深层问题,尚无人详细考察.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造成了一个不小的阻碍.     

清代《史记》阐释中"实录"文学意义的转换

"实录"是历代以来对《史记》史学意义上最重要的概括.清代研究者发挥了历代对《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史学认知,认为《史记》以人传事的叙述模式,要达到"实录"的目的,必然要对人物做到生动、传神的"摹写""摹画",进行艺术化处理.清人把《史记》人物摹写的栩栩如生,生动传神,每个人物都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称之为"实录".这些认识扩展了对"实录"的探索,丰富发展了"实录"的内涵,准确深入地把握了《史记》写人的艺术特色.     

殷璠诗学几个问题新析

殷璠所编《河岳英灵集》及其《序》和《集论》,是有意识地反映盛唐文学思想。他提出的兴象和陈子昂兴寄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反映了盛唐人创造的意境诗美内容。《河岳英灵集》通过选诗评诗展现了风骨之美,既表现功业壮心和豪雄气慨,又表现失意不平和悲愤,殷璠风骨说的这两面,既吸收刘勰风清骨峻之说,又融入盛唐诗美的新内涵。     

文化诗学视域下的文学新形态——“视像-文学”整体性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学的载体发生了变化,文学不再单纯地以文字的形式写在纸上、印在书上,它开始与图像、声音等结盟,通过大众传媒这一媒介来传播。对于视像与文学相结合成的文学新样式,需用文化诗学文本内外整体性研究的方法,来全面关照“视像-文学”这种新的文学现象。文化诗学以它开放性的理论品质顺应时代变迁来接纳新文学样式,它把这些新文学样式作为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拓宽了文艺学的学科疆界。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理性与疯癫——新时期文学“疯人”谱系的知识学考古

新时期文学喷发了所有被禁闭的疯癫因子,在 "文革"底色上描画了一个斑驳的"疯人"谱系.通过对它的知识考古学发掘,可以查证疯癫与理性间反讽式的辩证法理性命名疯癫,疯癫也见证着理性的癫狂,理性对疯癫的堂皇诊断背后却是赤裸的权力游戏.     

从《益部耆旧传》到《三国志》:陈寿的“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

从泰始五年(269)任巴西郡中正开始,直至太康三年(282)授长广太守,陈寿担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达十余年。十余年中,陈寿不仅得以遍阅国家藏书和各种实录、档案,也通过从《益部耆旧传》的编纂到《诸葛亮集》的编纂,实现了史学观念与视域的转变,走出“益部”与“地方”,建构起了适应新的统一王朝的天下观,并最终通过《三国志》精心的体例设计表达出来。《三国志》于《魏书》中以《王卫二刘传》专录文学人物,成为《三国志》中事实上的《文苑传》,而于《蜀书》《吴书》中则不立文学人物专传,仅以随文指点的方式书写蜀、吴文学,呈现蜀、吴文学概貌。《三国志》以此方式整理三国文学谱系,建构出以曹魏邺下文学为主,蜀、吴文学为补充的三国文学格局。这一格局既客观反映了三国文学的历史实际,又与《三国志》宏观的“天下”体系相符合。其杰出之处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邺下文学主流地位的承认和谱系的准确建构,二是对蜀、吴文学成就的客观判断和准确书写。对“益部”或者蜀汉在其“天下”与“三国”体系中的客观定位,是陈寿完成《三国志》“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的重要基础,而陈寿走出“益部”、完成从“我者”到“他者”身份的转变无疑是...     

盛唐时代的文化精品——论《河岳英灵集》的诗学意义

<河岳英灵集>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第一部专收盛唐诗的诗歌选集,在唐人选唐诗的诸多选本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产生在诗歌鼎盛辉煌的盛唐时代,体现了新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气象,显示了盛唐诗歌的本质特征.编选者殷自觉认识到了他所处时代诗歌的非凡业绩,坚持择优原则选诗,成就了<河岳英灵集>在唐诗选本中的精品地位.     

从《中州集》作家小传看元好问的诗学思想

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时为每一位作家撰写的小传中有大量的评论入选者的精妙文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学理论内容,从特定的侧面反映了编者对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的认识。散布于这些作家小传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摘句褒贬的批评形式、简明准确的批评术语、广师博采的求学精神、刻苦求工的作诗态度和刚劲野逸的诗歌风格等方面。《中州集》作家小传与《论诗三十首》及其他单篇论诗诗文互为补充,较完整地呈现了元好问诗学观的全貌及其发展、成熟的轨迹。     

论宋代诗学的文本倾向及其蕴涵的文学经典意识

中国古典诗学从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逐渐自觉的演进期;唐代到北宋,诗学以诗歌创作理论研究为主。自北宋始,宋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困境,有了向前代优秀创作学习的诉求,诗学显露出文本转向的端倪,这种文本转向的倾向在南宋得以加强。随着诗学的文本倾向逐步加强,宋人论诗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也逐渐突显出来。